高务实猜得没错，朱翊钧正是要用他为户部尚书，要用石星为工部尚书，而将沈鲤改调左都御史。
这三个重要职务的调动，朱翊钧可没有泄露半点，永宁公主那里也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完全是高务实通过对朱翊钧多年的了解推测而出。
至于朱翊钧拿什么补偿给申时行，或者直白一点说是补偿给心学派，这一点其实难不倒当了十几年皇帝的朱翊钧。要知道他虽然早前并未亲政，但因为高务实的关系，他“观政”却是从太子时期就开始，真的很多年了，怎么说也是有几把刷子的。
高务实虽然没说，但心里有两个预计：其一是把刑部尚书舒化换掉，换一个申时行的铁杆支持者。其实舒化本身也是心学派的人，而且年仅五十有一，但他这两个优势都有一定的问题。
舒化虽然是心学派的人，但他是嘉靖三十八年的金榜，比申时行还早一科，平时对申时行并不是特别尊敬——当然，不尊敬也不至于不尊重，只是言谈举止有些端着，让申时行多少有点不开心。
然而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舒化这个人原则性很强，有点“不听招呼”。他当初中进士之后，先任衡州推官，继任凤阳府推官，调户科给事中。采取抚民政策，得到世宗赞许，改任刑科都给事中，几乎从此就和“刑”字结缘了。
隆庆初，三迁刑科给事中。后来因为高拱与徐阶在方士王金等人的处置上意见不一，舒化当然支持徐阶，于是高拱当政之后，舒化就外放了陕西参政。刚才说过，这人为人比较喜欢“端着”，于是连续请辞而归里。
到了朱翊钧继位，高拱早已在高务实的帮助下整顿了朝纲，这时候与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也比较缓和了，也就该是安抚人心的时候。于是假借朱翊钧的圣旨将舒化起复为太仆少卿。
谁料舒化虽然年轻，身体却不大好，没多久又“以疾归”。病愈之后，高拱再次起复了他，任南京大理寺卿，不久之后擢刑部左侍郎，直到刑部尚书。
这么多年在刑部、大理寺等法司工作的结果，就是这家伙脾气很硬，平时喜欢扣条条框框。本身这并不是坏事，坏就坏在申时行的风格和他正巧相反。
众所周知，申时行是个八面玲珑的水晶猴子，哪怕现在心学派和实学派之间的关系已经如此紧张，他都能和高务实坐下来“谈判”，只此就可见一斑了——当然，高务实本身也是个滑不溜手的家伙，他俩才有机会坐下来谈。如果换做还是高拱为党魁，那肯定是没什么好谈的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与申时行风格相左，又不够尊重这位元辅先生，这就是舒化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提到过一点，那就是此人的身体不好，不是小小的不好，是大大的不好。他的身体情况如果要类比的话，大概和张四维差不多：张四维曾经因病请辞回乡，他舒化也曾经因病请辞回乡——四十来岁的年纪就病得连工作都不能坚持，可见健康状况很是堪忧。
其实也怪高务实前世对舒化这种不算特别知名的人物了解不够，他要是了解够的话，就应该知道舒化其实已经只剩两年寿元了。
但高务实至少知道一点，今年开春之际、西北之乱爆发之前，舒化就因为换季时不慎着凉而病倒。在约莫三个月时间里，断断续续前前后后请了一个月的假，皇帝给他派御医诊治都派了七次。
这个身体状况，他当然自己也觉得难受，也上疏请辞了两次，只不过朱翊钧没批。但是如果现在朱翊钧有换下他的意思，这事操作起来并不难，只要稍稍暗示一下，舒化肯定主动请辞，到时候朱翊钧顺水推舟一下，这刑部尚书就可以换人了。
至于换上谁，朱翊钧只需要请元辅申先生举荐一下就好，至于说廷推什么的，那明显就是走个过场。实学派得了那么多好处，不可能反对这个提名。
除了把刑部尚书换人之外，还有第二种可能，那就是增补阁臣。
现在内阁里头，一共是申时行、许国、张学颜、吴兑、王家屏五人，不少很算，但也肯定不多，增补一位阁臣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至于操作，也并不难，只要申时行以首辅身份上疏要求一下就好。虽然通常来说，皇帝对于内阁主动要求增补阁臣都会婉拒，因为那有点像是在说内阁工作没做到位。
但个别时候皇帝也可以“从谏如流”，譬如申时行来个连续三疏求补，朱翊钧就完全可以答应下来，“程序”上毫无问题。
那么，增补阁臣为什么会是一个选项？这题不必多解释，王锡爵守制早就结束了，现在正巴巴地等起复呢。
本来申时行是早就打算起复他了的，但王锡爵自恃养望已够，不肯屈就其他位置，而偏偏前一次的入阁机会又被高务实给破坏掉了，因此他守制结束这么久，还一直呆在老家不肯挪一挪尊步。
王锡爵的生平和地位此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必赘述了，总之他的确有这个资本，目前没能入阁纯属高务实从中作梗。
至于究竟这两条之中朱翊钧会选择哪一条，高务实却不好判断。理论上来说，后一条对心学派显然更有利，但朱翊钧选不选却难说。
虽然皇帝依旧和他关系亲密，但很多时候皇帝未必愿意派系失衡，这里头不光是有稳定统治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朱翊钧此时一门心思都在“东制”之上，他可能不希望心学派在这种时候和实学派尖锐对立，导致朝政被耽误。
这一点是有征兆的，比如这次实学派的大臣惹出西北之乱，虽说也由高务实快速平定了，但功是功过是过，奖赏高务实与惩罚郜光先、梁问孟并不挂钩。然而朱翊钧面对心学派官员最近一段时间大量要求严惩郜光先和梁问孟的奏疏不闻不问，这就很有意思，说明他不希望把这件事扩大化，变成心学派和实学派的角斗场。
朱翊钧要的是朝政平稳，是早点把开藩禁一事落实到位、处理妥当，给朝廷的财政松绑，好有财力对察哈尔部发动大规模进攻，一举覆灭残元，实现二祖列宗都未能实现的伟业，奠定他自己的历史地位。
皇帝嘛，已经是天下至尊了，你要还指望他有什么别的追求，那也不现实。在高拱等人的教导和高务实的影响下，最起码皇帝的志向还是很正面的，这也就够了，总比喜欢酒池肉林靠谱不是？
不过这些情况，刘馨就很难给高务实什么建议，她的长处毕竟不在这一块。
于是很快两人便说起了另一件事，这件事刘馨虽然是初次与闻，但却颇有兴趣。
高务实说的是王皇后的事。爱书屋
此前高陌告诉高务实，说永宁公主之前有要求与高务实会面，今天两人见面之后由于发生了某些不可言喻的事情，高务实当时以为永宁公主想见他只是单纯的相思成灾，谁知还真不是，永宁公主是办成了一件高务实交代的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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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皇后同意让李时珍看诊了！
这可真是不容易，而且这件事影响偏偏还极大，高务实虽然一直没有催促，但其实心里非常着急——毕竟这件事直接关联到原历史上影响极大的“国本之争”。
在原历史上的万历十四年，随着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进入尾声，朝廷上的喧闹渐渐平息，朱翊钧的勤政和处理政务的干练让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英主降临、中兴可期的感觉，只是任谁也想不到这一切却被一声男婴的啼哭给刺破了。
发出这声啼哭的男婴名叫朱常洵，是朱翊钧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朱翊钧与他心爱的女子郑贵妃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可想而知此时此刻的朱翊钧心中一定会被喜悦填满。
但是，文官集团的心中却被这声啼哭搅扰的充满了忧虑。
为了防止因皇子们争夺皇太子之位而产生的内乱、保证皇太子能尽早接受培养，有明一朝一直有着早立皇太子的传统，比如明英宗出生仅四个月就被立为皇太子、明孝宗六岁时被立为皇太子、明武宗两岁时被立为皇太子、朱翊钧本人也是五岁时就被立为皇太子。
而此时朱翊钧的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了，仍然没有被立为皇太子，文官集团当然十分忧虑朱翊钧会通过将郑贵妃进封为皇后的方式，来改立朱常洵为皇太子。
万历十四二月初三，内阁首辅申时行向明神宗呈上了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奏疏，然而朱翊钧对此不仅没有任何反应，反而还准备将郑贵妃进封为皇贵妃。
皇贵妃距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朱翊钧此举几乎就是将文官集团的忧虑给坐实了。此后，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人先后上疏，不仅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且提出应该先进封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再进封郑贵妃。
姜应麟等人的上疏使得朱翊钧勃然大怒，结果导致他们被降职发配，其后为了打消朝臣们的忧虑，朱翊钧做出了“降处非为册封，恶其疑朕立幼废长”的解释。
在朱翊钧仍然没有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事实面前，他的解释明显有些苍白，所以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给事中胡时麟等人又接连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朱翊钧则态度强硬的表示拒绝，国本之争的大幕由此拉开。
这些事情是原历史上发生过的，而现在也同样已经发生了，不过朱翊钧还多给过一个解释：不册立太子是因为皇后还年轻，他还有诞下嫡子的希望——换句话说，皇后如若诞下嫡子，则嫡子必为皇太子。
这是高务实争取来的，因为朱翊钧也知道，高务实也是王皇后的支持者。
原历史上的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张差谋刺皇太子朱常洛的梃击案发生，朱常洵和母亲郑皇贵妃成为人们普遍怀疑的对象，朱翊钧为了保护朱常洵母子，这才被迫令朱常洵就藩洛阳，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宣告结束。
单从表面上来看，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令大明朝廷上渐渐平息的喧闹比之前更加严重、使得朱翊钧长时间处于怠政状态，但在事实上，高务实很清楚，国本之争带给大明的不利影响远不止此。
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中，朱翊钧为削弱主张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文官集团的势力，采取了缺官不补的措施，根据钱穆先生在中的统计，仅仅在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即使是文官们请求简补，朱翊钧也一概不听。
科道御史和巡抚是明代监察系统的核心，缺官的问题竟然如此严重，可想而知明代的监察系统在国本之争的过程中已经陷入瘫痪。
随着监察系统陷入瘫痪，万历时期吏治腐败的问题必然会大大加剧，由此导致的土地兼并、流民起义等问题必定会将大明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持续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虽然一致支持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分成了东林党和齐、楚、浙、宣、昆党两派，围绕着国本之争和利益之争，这两派先后搞出了三王并封、福王之国、楚太子狱、韩敬科场案、辛亥京察、丁巳京察、妖书案、梃击案等一系列事件，甚至泰昌、天启时期的红丸案、移宫案都与此有关。
在国本和利益的纠葛中，万历一朝的朝政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甚至最终被努尔哈赤所利用，导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努尔哈赤的八旗军。
这还没完，朱翊钧对文官集团的缺官不补，和文官集团内部东林党与齐、楚、浙等党的相互攻讦，导致大量想要入仕报国的士子无法进入仕途或不愿进入仕途，这些人在明代被统称为“山人”。
“山人”虽然与仕途无缘，但他们想要积极参与政治的热忱却未曾消减，所以“山人”们多通过成为内阁辅臣、总督幕宾的方式来参与政治，例如内阁首辅申时行的幕宾黄习远和陆应阳、内阁辅臣李廷机的幕宾有陈九德、潘纬。
能成为内阁辅臣、总督幕宾的“山人”大多赫赫有名、家世显赫，因而他们之间能形成一种内阁辅臣和总督利用山人巩固自己权位、“山人”利用内阁辅臣和总督参与政治的互利共赢的关系，所以，明末的内阁辅臣、各地总督多以“山人”充当自己的幕宾。
但是，成为幕宾毕竟只是“山人”在不能进入仕途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并且时间一长他们必然会对以幕宾的身份间接参与政治心怀不满，随着不满在心中的不断累积，他们势必会想方设法打破现状。
至于打破现状的方式，那就很糟糕了：当大明朝廷对各地的控制力强时，他们会支持自己入幕的对象获取更高的权位，从而让自己可以在政治上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当大明朝廷对各地的控制力减弱时，他们就会支持自己入幕的总督割据自雄。
比如南明弘光朝廷覆亡后，支持鲁监国、潞监国、隆武朝廷、绍武朝廷、永历朝廷或并立、或争立的主要力量就是成为各地总督幕宾的“山人”。所以，“山人”的出现就为藩镇割据在大明重演提供了基础条件。
既然国本之争有这么大、这么坏的影响，高务实怎么可能不着急？现在永宁公主带来了皇后被她说服，愿意接受李时珍看诊的好消息时，高务实又怎么可能不高兴？
刚才他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之所以意气风发，可不只是因为……春风一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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