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皇上登基以来，有两件事情立即摆在了他的面前，一是治理出一个国泰民安的大清帝国，二就是确立储君。
皇上是一个有思想、有作为、心怀理想与梦想，下定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君主，虽然帝国版图基本划定，没有了开疆拓土的重任在肩，但是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守成帝王，压在他肩膀上的重担却是一点都没有轻松多少。一方面是先皇六十多年的“仁政”导致官场腐败、国库空虚的严重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尽管大清朝已经建立了有七、八十年的时间，然而仍有诸多事关重大的事项没有形成典章制度，有些虽有先例，但不尽合理。因此皇上大权在握之后，一方面开始了铁腕政策肃清吏治，另一方面则是尽快完善、修改各项典章制度，对于一切自认为不合理，不利于皇权统治的事情，都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予以完美修正。前面提到的“改土归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虽然要下很大的决心，会遭到相当多的官员抵制，更是冒着改革失败的巨大风险，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皇上的决心和信心，只要是为了大清帝国的江山永固，即使是成为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他也在所不惜。
现在当帝国统治逐步走上正规之后，确立储君的问题就立即摆到了急需尽快解决的议事日程上来。
立储，即使说它是一个帝王最为重要的任务都不过分，因为这是关系到江山延续的最为重大的事情，如果没有解决好子嗣问题，一个朝代的覆灭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又困扰了几乎每一位帝王。
皇上经历了将近四十多年的夺储生涯，以血的代价见证了这人世间最为惨痛的悲剧，最后几乎是踏过将近十位兄弟的身体才成就了自己大业的，过程的惨烈简直是连回想都觉得是一种痛苦。现在当他成为了大清帝国的皇帝，立储原本是身为一代天子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皇上而言，正因为亲身经历了那么惨烈的过程，才会在决策这个最为正常不过事情的时候变成了最为痛苦的过程。
亲身历经了“九子夺嫡”惨烈斗争的皇上再也不想让他的子孙重复他们这一代人的惨剧，所以在他还没有登基之前就暗暗下重誓，如果有朝一日他做了这个皇帝，定是要变革立储制度，因为不管是他最为钟爱的福惠，还是初露锋芒的元寿，或是顽劣不化的天申，甚至是“认贼作父”的弘时，不管哪一个都是他的亲生骨肉，不管哪一个他都舍不得将他们置身于弱肉强食的夺嫡之争，虽然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但是他先是一个父亲，其次才是一个君王，因此立储问题不管是遭到多么大的阻力，他都铁定了心思地要去彻底变革。
大清帝国作为一个在华夏文明登峰造极、儒家文化盛行不衰的中原地区成功实现异族统治的朝代，与元朝同样作为异族统治的朝代，它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由帝位继承而起纠纷。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满洲风俗与蒙古相似，皇帝多愿立少儿，不立嫡长，这是纠纷产生的重要根源。因为少儿一般都是由受宠的妃子所出，嫡长则是由人老珠黄打入冷宫的正妻之子，皇帝这般爱屋及乌的偏喜决定了储君的人选，也是绵延不断的血腥夺嫡的根源。
立储，是关系到国家社稷江山的头等大事，而满族统治者由于没有明确的传位制度，造成了每一位皇帝驾崩前后，都要上演一场夺嫡惨剧，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没有一个皇帝的身后之事能够幸免。
到了皇上开启的雍正王朝时代之后，作为一个有想法，有能力，有责任，有追求，不墨守陈规，意图开拓进取的皇帝，他在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向旧制度起了挑战，大到中央集权、国家税收、民族政策、反腐倡廉，小到废除贱籍、缩短宫人服役年龄……等等，如果称其为改革皇帝，一点也不为过。面对前车之鉴、血的教训，被后人称之为改革皇帝的帝王，深知立储对于江山社稷稳固的重要性，因此他必须要彻底变革，他要独创立储制度！
入关之前，满人没有立储的观念，作为一个尚武的民族，他们依靠武力、依靠个人实力获取了生存空间，因此，谁有能力、谁有本领，谁就是部落领。
即使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之后，仍然采取了满族王公推选制，这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原始社会烙印的领产生方法。努尔哈赤时代设置了四大贝勒（此时的贝勒含义完全不同于清朝建立之后的贝勒），分别为大贝勒代善（次子）、二贝勒阿敏（侄子）、三贝勒莽古尔泰（五子）、四贝勒皇太极（八子）。四大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
努尔哈赤宾天后，由于没有确定继承人，四大贝勒继续“共同执政”。但是随着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进化步伐的加快，随着私有制观念的深入人心，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现在是四虎！四贝勒皇太极向这种半原始半氏族式的统治方式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足足用了六年时间，才铲除其余三大贝勒的势力，一统江山、继承汗位。
但是皇太极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取得了皇权之后，没有从他的父亲那里汲取经验教训，在位17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将立储事宜提到议事日程上。当他猝卒之后，由于没有确立继承人，为争夺皇权，几近兵戎相见。当时身为皇太极侧妃的庄妃（即后来的孝庄太后）依靠多尔衮的强力支持力量，最终杀出重围，由她的儿子，年仅8岁的孩童福临仓促继承帝位。在这一场权力的斗争与角逐中，庄妃付出了由多尔衮任摄政王，皇权旁落、受制于人的惨痛代价。
经过了前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当顺治皇帝驾崩之际，由于多尔衮早逝，孝庄太后独掌后宫大权、皇权巩固，而且顺治皇帝的三个儿子诸是年幼，最终还是由孝庄太后钦定了年仅8岁的幼孙玄烨继位。
当历史来到康熙朝，伟大而英明的康熙皇帝一世英名，却是晚节不保，由立储引的朋党之争、贪污腐败构成了整个康熙朝后十年的重要顽疾。太子两立两废，九子夺嫡，父子成仇，人人自危，一场兄弟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再次上演。先皇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深爱赫舍里皇后，又恰有汉民族的嫡长子继承制珠玉在前，给了皇上一个极大的借口确立了二阿哥为储君，但实践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模仿，无论多么正统的思想在“慈父多败儿”这一千古定律面前无一例外地大败而归，并引了持续近二十年的夺嫡之争。此时，先皇的统治已经有六十多年，满族王公推选制在先皇近六十年集权专制的打击下，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对于这样的人间惨剧，深有切肤之痛的皇上再也不想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生在自己的子孙身上。虽然他只有四个儿子，但是他不想因为储位之争而危及到整个皇权，危及到江山社稷的安危。因此立储问题一天不解决，他的心中一天就不能踏实下来。
大清帝国是在华夏中原地区实现异族统治，虽然沿用了绝大部分的满族习俗，但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接受了汉民族的传统，并随着帝国统治时间越来越长，这种中原文化的渗透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相反满州贵族虽然占据了统治地位，却因为占据人口比例属于极少数而不得不在文化习俗步步退守。
与满族带有原始社会浓郁色彩的贵族王公公推制相比，汉民族历朝历代立储遵循的“嫡长子继承制”则带有鲜明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特点，用《春秋。公羊传》里的话来说，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就是，皇位应该由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继承，如嫡长子早死，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继承，即皇长孙继承，只有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其他庶妃所生的儿子。
皇上是一个精通汉学、熟知儒家经典，推崇汉礼汉制的皇帝，然而他先还是出身满清皇族，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早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一下子全盘抛弃与否定，然而本民族的立储方式确实是乏善可陈，因此是在立储的问题上，皇上不得不抛开了华夏民族两千来的传统立储方式，而且也一并摈弃了早已经作古六十多年的满族王公推选制，唯有独树异帜、另辟蹊径，才能探索出一条最有利于皇权统治的立储之路，造福他的子孙后代。
决心已定，只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