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李密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裴仁基跟其他为了捡便宜来的野路子‘义军’头目不一样，既然选择起事除了跟自己混，就没有第二条出路。而且裴仁基不是一个人，他是带了他大儿子裴行俨（裴元庆的原型）、部下秦琼和罗士信一起打包投过来的。熟悉隋唐评书、戏曲、小说、电视剧的朋友看到这里，应该知道，这几个名字，代表了瓦岗军武将最巅峰战斗力。
有了裴仁基的加入，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不但从部队数量上，在质量上也有了显著提高。跟隋朝的战斗更加得心应手，屡次作战的胜利也让李密觉得，他已经把所有他能想到的问题都解决干净了，所以转身想清理下一个小尾巴，瓦岗寨原老大翟让。
翟让这个人，能力虽有欠缺，气度倒是真可以，老大的位置说让就让，真不枉费爹妈给他起的这个名字。李密对大度的翟让也蛮够意思的，在被推举做了新老大之后，他就让翟让做了老二，大家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最甜蜜的时光。
通常最甜蜜的时光，都是比较短暂的，还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在李密的刻意扶持下，他所带领的嫡系人马，在各个战斗中开始从崭露头角到独当一面，随着瓦岗军势力越来越大，新加入的人甚至已经渐渐取代了老一辈瓦岗军首脑的地位，这自然引起了瓦岗寨元老们的不满。瓦岗寨的老人王儒信就劝翟让跟李密争一争权力，把李密架空了。可翟让是知道到，能压李密自己当老大的时候就压了，那时候他都压不过去现在做了老二更没戏，所以就没听王儒信那一套，只是照常吃喝为乐，做一个开心的老二。
翟让认命了，可他身边的人并没有死心，像他的大哥翟弘就很不甘心。此人是个大老粗，头脑比较简单，他觉得老大这位置以前翟让可以让出去，现在翟让还可以换个人让出去，既然能便宜了别人，不如便宜自己人，让翟让把位置再让给他。连翟让这种课不及格的人都被他这个纯真的哥哥蠢笑了，可就是这种很可笑得想法，让新上位的李密听到，就不那么可笑了。
因为新上位，李密这老大的位子做的还没那么稳，翟让是能力不足，可他毕竟曾是他的领导。翟弘的事让李密意识到，如果翟让被别有心计的人利用，还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在蜜月期过后，李密跟翟让之间的关系就进入到了一个猜疑时期。
可翟让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变化，做事依然那么大大咧咧，而且他还是那种没心没肺没大脑的大大咧咧。
有一个叫崔世枢的隋朝官员前来投靠，此人没什么名气，不过家室很牛，是当时著名的崔氏宗族成员。同样是大族出身的李密，对崔世枢就很客气，大家相谈甚欢，可等崔世枢出了门看到翟让，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翟让觉得这人既然是大族出身，那应该就很有钱，骨子里那丝匪气就冒出来，当即把崔世枢给绑了，要他交钱买名。这自然让李密很没有面子，他认为翟让是个跟他不同路的大老粗，而还有一件事让他更没有面子。
做了老二之后，翟让平时就很清闲，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聚众赌博，而且把这项娱乐活动，当做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一次翟让准时架起了赌桌，可一个叫邢义的人来的晚了，翟让觉得对方对他工作的态度很不端正，所以就打了邢义的屁股，下手还很重，一共打了八十大板。邢义虽说只是个打工仔，可他的老板却不是翟让，而是李密的秘书，翟让问都没问就把人给打了，这哪里是打邢义的屁股？简直就是打李密的脸！
通过这些事情，李密感到翟让并没有尊重自己，这让自尊心很强的李密很受伤，所以李密对翟让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冷淡起来。而翟让仍没有感觉到李密态度的变化，依旧我行我素。
翟让参加军事行动没什么兴趣，可他对战利品很有兴趣。有一次瓦岗军在赢得一次战斗后，翟让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分到份子，所以找主管分配战利品房彦藻问问，是不是把他给漏了。房彦藻认真核对之后很确定的跟翟让说就是没他的份儿，因为他并没有参与那次战役。翟让恼羞成怒，撂下一句狠话“你可要知道李密是被我推起来的，日后会怎么样，那可就不知道了！”说完不管听得目瞪口呆的房彦藻扭头就走。房彦藻发完呆，赶紧把这话告诉给李密，李密听完之后，脸都绿了。
结合当时的语言环境，翟让说的话也就是一句气话，可李密不这么看。嘴有所言，心有所想，翟让既然说这个话，肯定内心深处对老大这个位子还是有点想法的。李密历尽千辛万苦，忍辱负重，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才混到了如今的地位，将一个二流的土匪团伙打造成一流的势力集团。现在让他将这些成就拱手奉上，怎么可能？就算只是有潜在的威胁，李密也绝不会允许存在！
那一丝冷淡，最终变成了浓浓的杀意。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真会挑日子），李密摆了一桌酒席，邀请翟让过来一起吃顿便饭。类似这种宴会大家经常吃，所以翟让没有任何怀疑，带着翟弘、王儒信、单雄信、徐世绩等人准时赴约，一起吃饭的，还有裴仁基、郝孝德等。
瓦岗军各方头脑基本都到齐了，众人吃肉大口喝酒，吃的很开心。李密笑着跟翟让说，既然咱们吃的这么开心就别人护卫们都站着看了，隔壁小屋还有一桌酒席，让他们也去乐呵乐呵。翟让想也没想就同意了，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当时屋里还只剩下李密的一个侍卫，而这个侍卫，是戴着刀的。
随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在翟让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那个侍卫从背后一刀结果了他，陪着翟让一起死的还有翟弘、王儒信等。李密突然发难，一起喝酒的其他瓦岗高层们都是一愣，他们并没有参与此次谋杀案，所以不知道李密目是什么，都非常的紧张。待看清李密杀的人是谁，有两个人心里是最慌的，正是翟让的左膀右臂单雄信和徐世绩。徐世绩拔腿就想跑，差一点就守门的护卫一刀砍死，幸亏他的命够硬那名护卫的刀法不够精湛，只砍伤了他的脖子，随即被王伯当喝止补刀动作，徐世绩才保住了小命。另一头，单雄信这条硬汉也软了，看到情形不好，赶紧向李密磕头求饶。
李密只是想杀翟让和他那帮没啥本事的死党，而不是所有对翟让手下的人都要赶尽杀绝，毕竟他还需要徐世绩和单雄信能站出来去接收翟让的部队。李密后续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第一时间去安抚了翟让的部队，宣布他们的待遇跟以前一样，除了换了新老板。以前翟让对部下也没多少恩情，只要能领工资跟谁都一样，所以没出什么乱子。其他头目一看没自己啥事也都默不作声，等李密说完了场面话压了压惊，就各回各家，反正他们跟翟让的交情也都是泛泛，犯不着为了这个死人跟李密闹掰。
第二天，瓦岗军没有显得与昨日有什么不同，那间曾经热闹的屋子，已经人去楼空，尸首被搬走了，血迹被清洗干净，好像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好像少了几个人在，不过那并不重要，因为少的那些人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李密觉得自己成功了，大家都没有觉得瓦岗少了翟让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剪除了集团内部的威胁，从今以后他将是瓦岗军的唯一老大，再也不会有人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
但李密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
翟让纵然有一万个该死的理由，他可以吃饭噎死、喝水呛死、过马路被车撞死、扶摔倒的老奶奶被坑死，但唯独不能被他李密给杀死。
李密没有搞清楚，如今的翟让最多相当于刚刚失败在野党，而他是才是执政党，主动权全在他的手上。而且综合考虑翟让的智力和性格特点，李密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来消除翟让对他的地位所构成的威胁，比如多给点钱养起来，拉拢他身边的重要成员，将他边缘化，作为一把手干这些事是很简单的，当然最完美的是让翟让‘意外’死亡，给他办一个体面的追悼会，可李密偏偏选择直接下手这种最省时、最省事但也是最笨的办法。
而且他办这么大的事情，只让少数几个亲信参与，跟与他亲近的裴仁基和立场偏中立的郝孝德等人事先全然没有知会一声。从李密的角度考虑，他跟这些人交往的时间，最多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从保密角度考虑，没有让这些人参与，但这可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他给这些小党派人士传递了一个信息：你们还不是我的亲信，我还不能完全信任你们，所以我自己把这事情办了。按照这个思路，裴仁基和郝孝德他们嘴上不说，脑子也得考虑一个问题：既然你不信任我，不把我当自己人，现在你可以杀了翟让，哪天是不是也能杀了我？
此时的瓦岗虽然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不同，但是内里却爆发了一场不信任危机。综上所述这道厚黑学试题，李密给出的答案，只能得负分。
很快他就知道，题做错了，惩罚会有多重。
江都、江都
乱世，并不是一个好词。
这两个字，通常会伴随着浓厚的血腥之气，是由无数人的悲伤、无奈、痛苦、恐惧还有他们的尸骨堆砌而成的。
太平广记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是很有道理的。身处乱世之中，太多的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的接受残酷的现实，而被历史碾压过去成为某个数字的组成部分。
乱世也是一个英雄喷薄而出的时代。某些原本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小人物，他们可能只是市井中泼皮无赖、路边编草鞋的小贩、庙里敲钟的和尚、驿站的驿卒、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在乱世之中却可改变自己的命运，逆流而上，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
在隋末的乱世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态度都是积极的，不管做的事情对与错，他们都在努力的去改变自己还有其他人的命运，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人。
当然更多是这个时代的受害人。他们本来正和老婆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火锅没了，老婆也没了，可能一会他们自己也要没了…让这些人积极的去面对人生，相对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
而此时，有一个人对这个时代的态度，比那些受害人还要消极，他就是隋末乱世的开启者，杨广。
从雁门脱险之后，杨广没有回长安，而是先去了洛阳，留在那里过了个年。
大业年间的新年朝会从来都是热热闹闹的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参与，可在大业十二年，周边的少数民族与藩属国已经不买杨广的面子，往年那种运火车票的积极朝觐热情已经烟消云散，场面非常冷清。而且就是国内各个郡派来参加朝会的使团，也有二十多个没来。他们不来倒不是不肯给杨广面子（此时还没那么大的胆子），而是道路都被义军给堵截，真的来不了了。
这是杨广有生以来过得最酸楚的一个新年。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要么大喜要么大悲，外表看起来很强势，其实内心是很脆弱的。此时杨广特别痛苦，这种痛苦陪伴他很长时间了。从第一次在高句丽失利以来，他便整日睡不得安稳，一定要在妇人们的怀抱中才能合上眼睛。如今他更是草木皆兵，一次宫中意外失火，杨广竟吓得不行，以为叛军就要杀进来，居然很跌份儿的抱头鼠串。
如今杨广如此敏感，身处于义军活动的中心地带的洛阳已经不能给他安全感，所以他准备换一个地方住，他选择的是江都。自杨广登基以来这回是他第三次下江都，也是最后一次。
此刻在江都的杨广，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个杨广。他在江都整日除了喝酒就是找小姐，而且以他皇帝的身份，不管喝酒还是找小姐，排场都搞得非常非常大。怎么大法，咱们身处和谐社会就不细说了，但绝对称得上是‘荒无度’。这跟他以前的个性变化是很大的，说他开始懂得享受生活不如说他开始抓紧时间享受生活了，因为他已经预感到他的时日无多。
杨广跟他媳妇儿萧皇后聊天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这段话不难翻译，长城公就是陈叔宝，沈后即是陈叔宝的老婆沈婺华，以陈氏夫妻自比言语中可没有嘲讽之意，甚至还有些羡慕。但杨广也知道他不可能做丢了皇位还可以快乐生活的陈叔宝的，所以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好像一句玩笑话，但杨广说得无限落寞，颇有放弃治疗的意思。
不过说归说，闹归闹，虽然皇帝是意外死亡率最高的风险行业，可也是自杀率最低的职业，杨广当然也不想死。他来江都，是打算在这里常住的。和北方的混乱不堪相比，南方还是比较平静的。杨广的政策一直比较偏向于南方，几次征辽东并没有怎么祸害南方的群众，是以义军叛乱现象不如北方那么明显，杨广此次下江都最重要的意图，是想回到曾经南北朝的统治格局，跟北方划江而治。
这条道路理论上，是可行的。中原的统一王朝，在北方实在混不下去了，渡过长江到了南方，好好混也能再挺个百八十年左右。东晋就是这么立起来的，如果弄好了历史上没准还会出现个东隋。
可司马睿可以干，杨广却不能这么干，理由是他并没有像司马睿一样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年东晋几乎是举国沦丧，被逼无奈才南迁，而隋朝的叛乱情况再严重也没有到了那种国破家亡的程度。
没错，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尽管看起来各路人马在这段时间里打的热热闹闹尘土飞扬，可杨广所面对的叛乱情况，其实并没有各位想象中那么的严重。
隋末乱世是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到大一统的乱世之中用时最少的一个，具体来说是第二名。用历史课本中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矛盾，没那么尖锐。
杨广最开始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那时各路农民军事件，充其量只能算折腾的比较欢实的暴民事件，所以会看起来繁杂、混乱无法处理，那是因为没有处理到点子上。农民军首领，有想法有实力竞争当皇帝的人是很少的，敢称帝的人不过三五个，而且都不成气候。大多数人其实跟翟让的想法差不多，只是想躲一躲兵灾，填饱了肚子然后再浑水摸鱼捞一票，没多少崇高的理想和野心。后面的事实也证明，只要工作做的到位，很多实力派选手是完全可以招安到隋朝政这边来的。
最应该小心的也确实是，隋朝内部的分子，李渊和李密就不说了，大家可以从后面的故事看到，真正有实力的势力老大几乎都是隋朝官僚系统里的人物，泥腿子出身的牛人没几个。甚至誓死也要效忠隋朝的忠臣，比比皆是，这说明绝大部分人对隋朝统治的合法性是认可的。只要杨广能振作起来，用温和的政策和敏捷的军事行动进行双向引导，那些没有根基基础的势力并非不能够解决。
可惜杨广根本不想去解决，只想要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