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在波罗的海三国境内，那些生活在丛林外围地区，有可能与游击队接触到的人，都有可能是游击队的支持者，他们在为游击队提供粮食和庇护，他们不仅仅是游击队的同情者，还是支持者，因此，只要将这些人迁徙走，那些凶残的游击队自然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突然。维克托必须承认，贝利亚同志的这种提议，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但话说回来，这种方法要想见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采取民族迁移的手段，在扼制当地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上，向来都是行之有效的，”沉默了一会儿，维克托点头说道，“这一点，已经在我们过去的工作中得到了明确的证实。”他说这么一番话，无疑表明了他是支持贝利亚同志那份提议的。的确，民族迁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被迁移的民族来说是残酷的，且不说在迁移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仅仅是一个离乡背井，就足以令人感觉痛苦了。作为一名个体，维克托很乐意对那些被迁移的人表示同情，但是，当必须站在整个联盟的角度去看待某个问题的时候，所谓同情心这种东西，是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当情绪上升到国家角度的时候，对某些人的同情，很可能就是对另一些人的残忍，因此，对于政治家来说，要想表现自己的同情心，往往更需要看时候。“除了采取民族迁移政策之外，我认为还应该利用多种举措相互配合，以实现尽快剿灭丛林法西斯主义者的目的，”维克托接着说道，“比如说，加大军事进剿力度，再比如说，可以派出若干个军事行动小组，伪装成丛林法西斯分子的身份，打击那些为丛林法西斯分子提供支持的人。”听他说到这儿，斯大林同志眼前一亮，说道：“这个办法不错，以丛林法西斯分子的身份，袭击那些为法西斯提供支持的人，这种方式，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压缩那些丛林法西斯分子的活动空间，让他们失去最根本的生存土壤。”维克托提出的这个方法很卑鄙，当然，肯定也是非常有效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非常有效的。他指的是，可以安排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包括边防军之类的成员，让他们假扮成“森林兄弟”游击队成员，采取“钓鱼执法”的方式，与当地的普通居民接触，先从中找出那些支持游击队的人，然后再对他们采取措施，并将一切罪责推到游击队的身上。这样的方法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效果来，但是时间长了，随着受袭击的普通人越来越多，恐慌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到了那个时候，即便是真正的游击队出现，也没有人敢在与他们联络了。“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作，以一系列的联
合行动来推进，”维克托继续建议到道，“我想，相应的效果应该会很快显现出来的。”斯大林同志点点头，显然是认可了他的这个建议。其实，维克托提出的这个建议并不新鲜，在刚刚结束的卫国战争中，德国人的党卫军就曾经用这种手段，对付过苏联的敌后游击队，同时，苏军的游击队也用这种手段对付过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游击队，战争嘛，总归就是残忍的，只要能获得胜利，谁又会在乎手段是否残酷。似乎还在思考维克托提出的建议，斯大林同志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其间都没有再开口。维克托就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跟着，同样也不开口，他知道斯大林同志是在思考问题，这个时候，他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安静。即将走到甬路尽头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停下了脚步，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烟斗，发现烟斗里还有烟丝，便将它叼进嘴里。维克托抢先一步拿出火柴，打着了一根，替对方将烟斗点燃。随后，他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给自己也点上了一支。“不管是波罗的海地区，还是乌克兰，亦或是外高加索，”深吸一口烟，斯大林同志终于再次开口，他说道，“这些地方的骚乱，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民族问题，更进一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问题，所以，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所需要针对的对象。”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存在，既然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就很难说它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至少，在判定它的时候，是要看情况来决定的。在维克托看来，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老牌的殖民帝国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因此，那些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国家，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觉醒，并由此催发了一波民族主义的复兴热潮，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一系列民族国家宣布了独立，摆脱了殖民国家的控制。但在某些时候，民族主义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尤其是在其趋向过度偏激的时候，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就会变味，就像雷日科夫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在这一点上，不管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还是波兰民族主义分子，显然都是符合的。而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言，就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存在是有害的，莫斯科不需要借助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来强化的这个国家的凝聚力，而且，单一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实现不了这个目的，相反，它只会破坏联盟的凝聚力和国家安全。联盟需要的是什么？毫无疑问，联盟所需要的，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讲究的是本民族至上，而国家主义则是宣扬的国家
至上，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同志无疑是有着清醒认知的，甚至可以说，从列宁时期开始，联盟的中央权力核心就始终有着这样一个认识。但有这方面的认识是一回事，如何将这个认识贯穿到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列宁时期，列宁同志先是反对民族主义，其后则是选择了向民族主义妥协，而斯大林同志在民族政策上，似乎比列宁同志走的还要更远，他不是选择了向民族主义妥协，而是直接藐视了这个问题，或许在他的眼里，解决民族问题，也可以像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一样那般的简单——哪个民族闹事，就直接给它迁徙走，要嘛就是将闹事的人投进监狱，所谓：一力破万法，不外如是。但维克托却是非常的清楚，民族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很多时候，暴力的手段并不利于解决民族矛盾问题，今天难得斯大林同志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倒是很希望抓住机会，表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民族主义的确是我们的敌人，”先简单一句话肯定了斯大林同志的立场，维克托接着说道，“您知道，我当年是曾经在西乌克兰地区工作过的，并且长期与那里的民族主义分子作斗争，对那些人，我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斯大林同志原地侧了侧身，面向维克托站定，显然是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在我看来，西乌克兰地区......不，应该说每个地区的民族主义，都类似于宗教信仰一般，他们狂热、疯癫，不知所谓，”维克托接着说道，“当然，我甚至认为，民族主义的问题，可能的确与宗教有着密切关联，就像在波罗的海三国地区，所有反对我们的人，反对联盟的人，基本上都是新教徒亦或是天主教徒，而那些东正教徒则是站在我们这一方的。”“哈，维克托，你的这种说法，恐怕不是阿列克谢一世所愿意听到的，”斯大林同志笑着插口说道。阿列克谢一世就是现任的东正教莫斯科大牧首，去年谢尔盖一世病故之后，此人才接替上位的。对于斯大林同志的调侃，维克托只是耸了耸肩，并不介意，他继续说道：“正因为这些人的狂热，我才有了更深的一层担忧。”“哦？什么担忧？”斯大林同志好奇的问道。“现在，那些跳出来反对我们的，不管是钻进了丛林里的，还是藏到了深山里的，他们总归都是我们站在明处的敌人，我们知道他们在那儿，知道应该如何去对付他们，”维克托继续说道，“但问题是，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它藏在人的脑子里，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或许还有一批藏在暗处的敌人，他们同样也是民族主义分子，只是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策略，比如说......潜伏到我们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