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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1980正文卷第一千六十五章门当户对了解到真正的内情后,李处长气得只想杀人。

妈的,这帮蛀虫不干正事,天天就琢磨着怎么挖社会主义墙角,真恨不得枪毙了他们。

可问题是这是当下大环境所滋生出的特殊情况,而且具有普遍性。

别说他了,其实就连市长都管不了。

别的不说,两天前,市政府还召开了一次利用外资工作会议呢。

市领导在这次会议中重点强调两点,下达的工作指示是:

一是京城的招商引资政策有所转变,要尽快改善投资环境,给外商更多的优惠。

二是吸收外资投向转变,从以非生产型企业为主转向以生产型、创汇型企业为主。

这等于是说,吸引外商投资的工作在市政府的工作序列中排位又靠前了,而且已经成了考量各级相关单位政绩的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市政府对于外资,是有多么的渴望。

那真是恨不得将手里的东西“双手奉上”,以换取资金、经验、技术、市场……政绩。

这是一种无奈,也是过度落后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操之过急,求之太切的情况下,吃亏是必然的。

可话又说回来了,不吃亏,不给别人便宜占,凭什么让外国人来投资呢?

相对而言,其实全国大部分落后地区连这种“吃亏”的机会都没有才是真正的痛苦。

同样的道理,在这样的前提下。

尽管吸引外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混乱情况,甚至蝇营狗苟的猫腻,导致国家税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但为了经济发展的大局,为了尽快摆脱贫困,找到致富方向。

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出台之前,各地政府也不能因噎废食。

甚至出于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去计较、去干涉。

只能暂时容忍这些小跳蚤们蹦跶蹦跶,不得不等到日后再拉清单,算总账。

总而言之,这种事可气归气,但目前谁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完全禁止。

否则国家也不会在今年反复犹豫,屡次对外宣称要取消外汇券,但又迟迟不敢执行了。

毕竟体制方面的问题太多,一下子之间全面解决是不可能。

老话说得好吗,清水池塘不养鱼,要做事就得抓大放小,先解决主要矛盾才是正理。

于是在私下里发过了脾气,等到李处长冷静下来。

他也发现自己对这几家企业完全没辙,不能不先忍一时之气了。

目前当务之急,其实倒是应该先安抚住宁卫民,别让这个金主跑了,再想办法促成此事。

就这样,李处长为平复宁卫民的不满,他不但主动替几家企业背上这口锅,而且还替几个企业说上了好话。

很是抱歉的对宁卫民说,事情弄成这样,全怪自己对基层情况不了解,没摸清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这些企业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确实应该批评。

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有几分情有可缘。

因为这全是过去企业被绑住手脚太狠了导致的。

多年来,轻工局的这些企业利润一直全面上缴,连个小金库都没有。

现在尽管对企业放开了手脚,可企业也穷得狠了,都怕了,自然无力抗拒这种赚快钱的诱惑。

所以啊,李处长让宁卫民先不要急,要求给他几天时间,去做做这些企业的思想工作。

李处长认为只要能真正了解到拉杆旅行箱这种产品的先进性,能看到这种产品广阔的市场前景,这些企业肯定是愿意合作的,一定会替宁卫民制作拉杆旅行箱的。

其实啊,李处长对宁卫民的解释纯属多余。

在这种事上,宁卫民远比李处长更看得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

如果说没弄明白这些企业想法之前,他还抱有一定的幻想。

甚至想过是不是企业看自己一个人来的,所以对自己的公司实力不信任?

是不是自己开价有点低了,能不能再加点代工费?

但当他真正了解了其中的内情,他就对和这几家企业合作再没有任何兴趣了。

因为他完全对这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失望了,根本无法对这样的企业产生信任感。

这个年代华夏内地,确实还没有“企业文化”这个词。

但共和国的企业也讲究艰苦奋斗,也很在意历史传承和荣誉感。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有了这样心术不正的厂领导,这样的企业哪怕过去拥有再多的荣誉,今后也好不到哪儿去。

更何况,宁卫民定制的拉杆旅行箱是要在日本销售的,生产质量方面是必须要保证的。

要实现质量的达标,虽然需要先进的设备和工人的技术,但更不可或缺的,是生产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责任心和道德操守。

而为了钱,惦记挖自己国家墙角,想和外国人狼狈为奸的企业,还会有责任感吗?

又何谈道德操守?

说白了,宁卫民在明知道这些企业的花花肠子之后,再给他们订单,他都有罪恶感。

担心自己一不留神,会扶植起来几个汉奸企业。

是的,虽然宁卫民自己也找过地下钱庄,托阿霞把国内的资金“带”到日本去。

从性质上来说,他和这些吃配额的人,在钻国家空子上没什么区别,好像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关键是,他在外面赚了钱还会回馈给家乡。

其目的是拐带更多的外汇回来,让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

可这些人呢?

宁卫民不相信这些企业得到壮大之后,就会改变观念,会用赚到的财富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

更何况话说回来了,上赶着也不是买卖啊。

人家既然拿冷屁股对他,他为什么还要拿热脸贴上去?

没错,他的确不是外商。

但以他如今的能量,在人生地不熟的日本东京都是人人敬仰,让小鬼子们上赶着巴结。

没道理回到自己家乡他反而得拿着这么一笔大订单,跪着求别人赚他的钱。

那样的话,他不是犯贱吗?

这帮国企大爷啊,既然不懂得世道已经变了,还没经过市场经济的捶打。

那就等着迎接不久来临的暴风雨吧!

于是宁卫民直言不讳地拒绝了李处长的提议,而是提出其他的建议。

“老话说得好啊,强扭的瓜不甜,这几家企业虽然条件不错,规模不小,但门槛也高。既然人家有自己的打算,我就不好往上硬凑了。不过李处啊,我绝对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也是打小长在红旗下,从京城走出去的,当然知道咱们局里和企业间是怎么回事。我能理解你夹在中间的难处。而且你放心,我并没有就此终止合作的意思,我是想问问,还有没有备选的厂家。局里有没有那种质量过硬,但是产品不吃香,导致效益不太好的企业?你也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啊。做买卖嘛,其实和谈恋爱结婚,也没什么不同。既得两厢情愿,也得门当户对,才能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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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卫民这话一说,李处长就知道他是真生气了。

别看表面上还是笑呵呵的,但心里是真有芥蒂。

不过宁卫民还有合作的意思,这倒是件好事。

李处长再一想,自己还不至于都被几家企业给摆了一道,还非要帮他们数钱。

他是处长,可不是“贱长”。

那换就换呗,其实真换成其他企业也没什么打紧的,反正都是轻工局的下属。

于是他也不再硬充什么老好人,试图再挽回什么,硬替那几家企业说话了。

只是毕竟他一直亲自在抓这个合作项目,摸底的时候对局里所有适合这个项目的下属企业的情况基本了解过。

在李处长的印象里,这三家企业就是最合适的。对比他们,其他厂子可就要小上许多了。

为此,难免有所顾虑,不能不把丑化说在前头。

“有倒是有,可其他的厂子是无论设备还是条件,那和这几家厂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呀。不瞒你说,那几家都是小厂,而且从没生产过外贸订单。产品都是内销货,现在效益都不好。我就怕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达不到你需要的标准……”

然而没想到,宁卫民一听这话,非但没有打退堂鼓,反倒劝起他来了。

“哎呀,没关系的呀,咱们去看看再说嘛。李处,你无需过虑。我这种拉杆旅行箱,先进性其实只是在于结构,工艺和材料上其实没有什么太难搞的地方。我觉得只要厂领导有责任心,想把厂子搞好,新阶段厂子小点,设备差点,其实没什么。即便开始产能不够,但有钱赚的话,难道还不能扩大吗?我希望的是能够长期合作。何况对于你来说,要是能把一个小厂给拉起来,我相信,促成此事的功劳也比给大厂锦上添花强得多吧?”

嘿,宁卫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公于私,李处长都得尽心竭力啊。

可是还别说,这一次再去几家厂子实地考察,宁卫民倒是没有失望,甚至还有惊喜。

因为同样归属于轻工局下属的皮毛皮革工业公司,有这么一家专门生产书包的京城皮具三厂,让宁卫民眼前一亮。

至于让宁卫民倍感兴趣的,既不是这家厂子的设备有多么的好,也不是这家厂子的员工素质有多么高。

而是这家厂子有个非常有个性的厂长,犹如奇迹一般,受到所有工人的拥护。

说实话,这家应该算是轻工局孙子辈企业的小厂,基础条件是宁卫民跟着李处长所见过所有厂子里最差的一家了。

论人头儿,才不过一百二十几人。

厂房和设备也是老掉牙的东西。

一到夏天多雨时节,往往职工们还得为厂房漏雨发愁,有的车间甚至得穿着雨衣干活。

尤其因为产品单一,这厂子制作的都是军用挎包和人造革的手提包。

产品卖不出去,造成积压,连年亏损。

去年的时候更是到了差点发不出工资,让工人揭不开锅的地步。

真要论经营困境,连刚刚破产沈阳的爆破器材厂都比他们强。

人家起码负债只到资产的三分之二啊。

而这个只有两种老掉牙产品的京城皮具三厂呢,其实早就资不抵债了。

也就因为上级单位皮革皮毛公司是个阔衙门,这厂子又占了人少的便宜,才勉强苟活着。

不用说,这个厂子就是皮革皮毛公司的一个大大的包袱。

所以为解决这个厂子的问题,自打有政策起,皮革皮毛公司就屡次对厂里进行过改革。

但可惜成效寥寥,无论财务管理上,还是新产品开发,统统失败。

去年的时候,皮革皮毛公司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想把厂子先关闭一段时间,让厂里的工人先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回家等安排。

结果就因为这个决定,惹出了一位敢于当众闹天宫的孙大圣。

这个敢于当众反对皮革皮毛总公司决策的人,名叫程志。

他是个二十八岁返城知青,1982年才从房山回城,接替母亲的岗位,来到这厂子的。

照他的话说,厂里的工人全是穷老百姓,本身没奖金就够苦的了。

要是工资再减少,大家就没法活了。

就这一番话,登时获得了所有工人的集体拥护。

可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就急眼了,认为这小子是在故意捣乱。

厂领导们也不敢任由程志胡闹,怕得罪皮革皮毛公司的上级领导,就打算现场实施镇压。

没想到,到了这个份儿上,敢于说实话的程志也早豁出去了。

当场就公然叫板,骂厂领导班子无能,就会拍领导马屁,胡吃海塞,累得大伙儿过苦日子。

骂总公司使人不明,让几个蠢货把厂子“保持朝政”,宣称要是他当厂长,厂子绝对不会这样。

结果还没想到,厂领导虽然被他骂得灰头土脸,颜面扫地。

但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却认真了,现场就问他有什么本事说这样的话?

程志也不怵,说那你别管,反正只要你让我当厂长。

我不用你们公司再给钱,就有信心让厂子扭亏为盈,而且完成每年五万元利润的任务。

就这样,几天后,皮革皮毛公司还真把程志叫到公司,让他签字画押当厂长。

大概也是想死马权当活马医了。

可更让皮革皮毛公司那些人没想到的是,程志虽然没打退堂鼓,但提了一个在这个年代,简直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过分要求。

那就是厂里的工人他愿意管,但让原来的八个干部全都走人,这些人由皮革皮毛公司安置。

随后的事儿,更是让人没想到,皮革皮毛公司经过开会讨论,居然同意了。

不管皮具三厂的八个干部多么义愤填膺,怎么反对,还是把他们全调走了。

而这个程志也就成了皮具三厂的山大王。

不过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他接过厂里的大权后,发动全场职工,通过各种路数把库存积压品以极低价格卖出去一部分,回笼了资金,然后按照广东那边的样子,去做时髦的双肩背包。

就这样,没用半年,皮具三厂真的开始有利润了,也让皮毛皮革公司刮目相看。

但是,因为程志的做法属于大逆不道之举,他这个功劳是没法奖励的,皮毛皮革公司甚至不能认可,以免激起其他下属企业领导层的不满。

宁卫民见到这个厂长的时候,皮具三厂几乎和野生状态差不多了,完全被皮毛皮革公司给遗忘了似的,彻底孤立于公司系统之外。

彼此隶属关系基本流于形式,程志只要按时上缴利润,连公司开会都不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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