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上疏时机挑得极好，其时间是万寿节前两日。
前两日为何是个好时间呢？因为大明朝的万寿节是与“元旦”和冬至一并重要的“三大节”之一，万寿节全国放假三天——皇帝圣节的前一日和后一日都是放假的。
也就是说，高务实上疏之后只要内阁和皇帝当日没有完成票拟和御批流程，那么《革新驿站疏》到底能不能被朝廷接受，就要推辞到节后才会有定论。
万寿节的这三天时间，实际上是高务实特意留给朝廷仔细审视此疏内容的。当然，圣节正日可能没那心思，因为那一天有大朝。
这里要先明确一下有明一代早朝的定义，大明的朝会分为三种，分别是大朝、朔望朝和常朝。
朔望朝是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其性质如同大朝，也在皇极殿，但只是朝贺，不讨论政事。
常朝即经常所说的早朝，明代的早朝日其实还有午朝甚至晚朝，但晚朝因为并不是常态化的，故无须多做解释。单说常朝，它其实就在奉天门举行，这个是正经处理政事的“朝”。
而大朝则是只在正旦、冬至、万寿节举行特殊朝会，其性质就是百官向皇帝朝贺，属于礼节性的，规模一般都很大，但通常是不会处理政务的。
顺便说一句，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三大殿因为再次被雷火烧毁，而且蔓延的更广，使得文楼、武楼，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及午门外左、右廊亦被烧毁。事后，嘉靖帝不得不设朝于端门并下令重修遭到损毁的各建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重修完毕。
但是这次重修，极大的缩小了原三大殿的体量，以致建筑与三层月台比例关系失调。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大概率应该是当时朝廷由于南倭北虏而财政亏空严重，而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心态，在重修完成之后，嘉靖就给三大殿改了名。
缩小后的奉天殿，嘉靖帝下令改名叫“皇极殿”，华盖殿改叫“中极殿”，谨身殿改叫“建极殿”。很显然，除了代表皇权的皇极殿之外，三大殿的另外两大殿都有一位冠以其名的大学士：首辅从此之后都是“中极殿大学士”，而次辅便固定为“建极殿大学士”。
万寿节大朝还有一日才到，众臣工相对而言还算有空，可以忙一点私事。但真正有空忙私事的官员其实也不多，稍微上点档次、进入权力核心或者核心边缘的官员们在这一日都很忙碌，他们都忙着串联商议在万寿节后应该拿出什么立场来面对本次高司徒所上的《革新驿站疏》。
先说实学派自家这边。原本高务实这道疏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割自己京华的肉来配合朝廷改革，理论上大家应该都是表示夸赞的才对，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顺利，不少实学派官员对此持保留态度。
这是为何？当然也是因为利益。
京华是一个巨无霸级别的商业集团，它的主体当然是高务实“全资”的京华本身，但平时所称的“京华”其实模糊了一个概念，即此刻的京华实际上分为狭义上的京华和广义上的京华。
狭义上的京华就是高务实全资的这个京华，包括其名下各个产业，如各类矿场、铁厂、造船厂、水泥厂、港口、舰队、瓷器厂、柞丝厂、盐场乃至于商社、银行、物流等一大批工商实体，甚至还可以包括极具京华特色的“顾问团”——南疆各国的太上皇机构。
这些实体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务实的决定即最终决定，理论上他做任何决定都无须过问其他任何人。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在这些实体当中，他个人持股100%，所以他的决定等同于整个股东大会的决定。
但除了狭义上的京华之外，还有广义上的京华。何谓广义上的京华？比如北洋海贸同盟虽然是一个“同盟”组织，但是毫无疑问在一般情况下还是高务实说了算的，这个组织也一贯被视为“京华系”。
可是北洋海贸同盟真的就是任由高务实怎么处置都可以的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同盟还有其他“持股人”和“代持股人”，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的，高务实即便拥有决策权，也不可能完全不在乎他们的想法，很多事情的决断也就都需要考虑他们的利益。
这个道理很简单，高务实若不能用利益说服他们，去年远征吕宋的就不应该是海贸同盟而是单单的京华自家了。
不如回顾一下去年的吕宋远征，看看海贸同盟中除了京华之外的大股东们出力多少吧。
当时，靖难系各家勋贵有三国公、十三候、二十一伯。高务实说服了他们，因此那次出兵吕宋，勋贵们一共贡献了武装运输舰96艘，合计共有舰载火炮高达2600多门，其中二号长重炮就有768门。
这个力量有多大？高务实敢这样说，在排除如当年“神风”那种极端情况之后，即便如今的日本数十家水军全绑在一块儿，正常来讲也打不过这支“勋贵舰队”。
而且这还可以对比一下，京华本身当时出动了北洋舰队的主力，其核心为一艘三级风帆战列舰、两级四艘风帆巡洋舰，另外按计划出动了49艘武装运输舰，最后额外出动了新下水服役不久的两艘实验性高速侦察舰“左翼轻骑兵”号和“右翼轻骑兵”号。
以京华之强大，如果不算七艘纯军舰的话，其出动的武装运输舰也差不多只有“勋贵舰队”的一半。
窥一斑而见全豹，如今依附于京华这一主体之上的利益相关者，其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不独商业船队方面是如此，其他产业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说这次《革新驿站疏》中所提到的一些方面吧，受到高务实所提议影响的最大产业便是京华自家的物流体系，但京华的物流体系并非自家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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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绝大部分船队、马队都是京华的，可是之前说过，作为一家私营商业企业，京华是要考虑成本的，其在各个地区设置物流节点的密度并不相同。
好比说在陕西，京华的马队在西安府、汉中府、临洮府、庆阳府设下四大节点，而延安府、平凉府、巩昌府、凤翔府则没有设立。
那么如延安府要进行物流该怎么办呢？当地出身的实学派官员中就有人与京华合作，承接了从延安府往庆阳府、西安府这两个设立了京华大节点运送物资的买卖，成为名义上的合作伙伴，也就是实际上成为了京华“供应链”的一部分。
延安府只是举例，其他各地的情况基本类似。
另外，京华由于在北方的根基比较强、合作伙伴实力相对较弱，还算是拥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但在南方比如江浙地区的“合作”，就比北方更加细致，也不如北方那样强势。
如京华和出身于浙江绍兴山阴的吴兑家族在物流方面也有合作，在这个合作中，京华自身处理的业务范围就更低——京华在整个浙江只设立了杭州、宁波、温州三处府一级的物流大节点，其余业务都“外包”给了山阴吴家，吴家又将自身不直接覆盖业务的地区“分包”给了浙江实学派官员中的一些人。
就这样，在京华这艘巨舰周围，早已有了很大一群人跟着吃肉喝汤。虽然说朝廷驿站改革之后也并不代表京华的物流买卖就没得做了，但利益受到影响总是肯定的。
作为广义上“大京华”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京华赚得少了，他们自然也就赚得少，因此对于高务实此次提出的《革新驿站疏》，他们当然会不那么高兴。
改革改到开始往自己身上动刀，毫无疑问就意味着进入了“深水区”，这是最考验改革决策者的时候。毕竟给别人做手术容易，给自己做手术困难。
高务实今天就迎来了吴兑的拜访。这位前不久刚刚由武英殿大学士进位文华殿大学士的高拱门生，在自家“世兄”、小师弟高务实面前并不掩饰他的担忧。
在日新楼高务实书房之中，双方分宾主坐好，吴兑与高务实先寒暄了几句，然后便切入正题，道：“求真贤弟，你也知道我虽是文官，但经年在外皆为疆臣，在内又理军务，实在是个直肠子，有些话我就不多和你兜圈子了。我此来主要是想问你对此番驿站改革之后，与京华相关的物流买卖有何措置。”
不等高务实回答，吴兑便先提出了担忧：“浙江的情况你是知晓的，我实学派官员原就不多，你此前以京华的各类买卖为引线，将他们系附于京华周围，使整个浙江实学派拧成一股绳，拥有了与心学党徒们抗衡的实力——至少不被继续侵蚀和打压，这很好。
但此番《革新驿站疏》一上，不少人就找到愚兄，说如此革新于朝廷或是好事，于他们却是灭顶之灾。财帛固然庸俗，但读书也是要花钱的。
各人家中族中子弟都需要花钱培养，以此才能确保咱们在朝中的力量逐渐增强，或说至少不会趋于孱弱。但物流这一块，最主要的收入就来源于货运，你此番将递运所一改制，朝廷驿站将很有可能依靠成本优势从他们手中抢夺市场份额，造成他们的严重损失，而这就会影响到我实学派的后继之力……”
高务实轻叹一声，颔首道：“此中道理，小弟自然是明白的。”
吴兑又等了一下，见高务实说完这句就没了下文，不由得暗暗皱眉，无奈道：“求真，你不要误会愚兄，其实自犬子加入京华以后，愚兄对于银子便看得不重。浙江的物流买卖，愚兄在其中一年多赚几千两，甚至万余两，那又如何？少赚这笔银子也穷不了愚兄。
愚兄眼下是真的担心你此番做法有动摇根基之患呐。你想想，自心斋公归乡，内阁之中便只有愚兄和乾吉二人是确定能够支持你的，但愚兄虽然顶了心斋公的位置，在内阁里也只排到第三，依旧只是群辅罢了。
乾吉才刚刚入阁，更是排名最末。错非因为我二人都是实学一员，如今恐怕就只做得个举手阁老，哪里能与申、王二公相提并论？
然而实学之强少不得天下实学官员之盛，我等在南方原本就不及心学基础之牢、规模之巨，若是因为此番驿站改革之故，反而动摇了我等根本，谁知这些官员会不会转而依附他人？
且不说他们去改投心学吧，便是改投许维桢门下，对求真你来说恐怕也是大大的坏事。如今许维桢与沈龙江走得甚近，沈龙江又是总宪，倘若他们再趁此机会拉拢了一大批后起之秀，即便将来你能顺利入阁辅政，可是手里又有多少人能用呢？故以愚兄浅见，此番驿站改革之事尚需慎重。”
高务实再次点了点头，道：“师兄担心的是，南方一直是我实学派之软肋，惨淡经营多年才有如今之景象，若是因为驿站改革之事被人摘了桃子去，实属重大失策。”
他顿了一顿，又道：“不过具体到买卖上，小弟倒有些个人浅见，也想借此机会与师兄交流交流，从师兄处得些指点。”
“求真说笑了，买卖上的事，愚兄哪能指点得了你。”吴兑连连摆手，示意不敢当，然后才又道：“不过求真若有什么话要通过愚兄向浙江出身的一些同僚转达，愚兄虽不才，还是愿意出些闲力的。”
“师兄过谦了。”高务实笑了笑，话锋切入正题，道：“师兄可知晓，小弟此番愿意做出如此割肉之举的根本原因，其实并非驿站改革只能按照《革新驿站疏》中这些办法来做，而是别有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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