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掌政变戏剧性的结束了：当黄芷汀三路大军合围万象城时，万象城中的黄应雷、比亚觉夫妇除了召集来一万多老兵之外，再也未曾获得其他任何力量的支持。
一万多老兵被聚集起来了，但武器盔甲样样都缺，城中也根本没有军粮，全靠黄应雷所部狼兵带来的一点口粮死撑。
眼看着要被瓮中捉鳖，黄应雷急得嘴上都冒了泡。他虽然不知道阿姐此番要如何进军，但想必要来围剿他的兵力不会太弱，而他的后手……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黄应雷当然也是有后手的，要不然他再胆大包天也不敢在十几万警备军中间闹腾。不过，他这后手并非是要出什么奇兵搞武力反抗，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他是在得知诺皎固蒙出家的消息之后立刻与比亚觉公主北上的，不过除此之外，他还派亲信给他父亲黄承祖送了封信。黄承祖得了信之后虽然又急又气，但还是一边派快马联络黄芷汀，一边亲自启程往万象城赶来。
三路大军合围万象城时，黄承祖的信使恰好赶到，把信送到了黄芷汀的手中。
信的内容除了黄芷汀本人之外无人得知，众将只看见夫人面沉如水，坐在帅位上半晌不语，过了好半天才开口，要求各部围而不打。
又过了三日，安南山南镇守使黄承祖赶到万象城外，求见副都统。
毕竟是亲生父亲，又没有作战任务，黄芷汀单独见了他，没有外人在场。不出她所料，黄承祖此来是给长子求情的。
道理也没什么别的道理，他只说黄应雷此举虽然没有提前请示，但诺皎固蒙既然出家逊位，南掌国也只有比亚觉公主有权摄政，如今他们夫妇急着来万象，也可能只是担心南掌出现混乱——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嘛。
所以按照黄承祖的想法，黄应雷虽然冒失，但略施薄惩也就是了，怎么还闹得数万大军征剿来了呢？难道你这做姐姐的还要判弟弟一个谋反之罪不成？
黄芷汀在给高务实的信中没有提及她当时是如何回答父亲的，只说“妾自随夫君习文，虽无甚得，亦知夫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不敢亲亲相护。
惟念老父远来，不忍当面见诛其子，乃准其传信城中，劝黄应雷自缚献城。”
黄应雷见了父亲的传信，自以为安全，开开心心打算开城投降。比亚觉问道：“既早知要降，此前何必匆忙前来？倒不如早些给阿姐写信说明，只消得了她的允许，这摄政岂非名正言顺？倒省得如今日这般，平白折了脸面。”
黄应雷却摇头道：“公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与黄芷汀多年不和，若贸然为此联系，只怕她反而作怪，不肯答应。哼，她十三岁便掌思明大权，一贯刚愎自用，就算父亲劝她，她也未必肯听，如此我岂非自讨没趣？
但我先斩后奏来夺了万象城，事情便不同了。她是必然要来征剿的，但父亲却必不忍见我身死，更不会允许黄芷汀与我姐弟相残，十有八九便会以死相迫。
黄芷汀素来伪善，见父亲如此，必不肯担上忤逆之恶名，只能宽释于我。届时，既有父亲亲临，你我夫妻这摄政之位……她多半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一番解释之后，黄应雷夫妻开城，不过却没有搞什么负荆请罪的把戏，只是很平常地开城，做出一副迎接父亲、阿姐的模样。
黄承祖松了口气，但黄芷汀始终面罩寒霜。待黄应雷夫妻上前，黄承祖刚要说点什么场面话缓和一下气氛，却不料黄芷汀冷冷地一摆手，道：“左右，与我将黄应雷拿下，另请长公主殿下移驾定南休养。”
黄应雷面色大变，猛然站直，大喝道：“黄芷汀，你……”可惜话没说完，已经被黄虎带着几名亲信狼兵上前捂住了嘴。黄应雷身后的狼兵一时不知道该救人还是不救，都下意识朝黄芷汀望去。
黄芷汀坐在马上，微微昂首，居高临下冷然喝道：“跪下！”
她执掌黄氏主支十年余，这些狼兵一年多前还是她的属下，此刻被她一声喝令，谁敢抗令？一个个下意识两腿发软，根本没来得及多想，齐齐扑通跪倒，俯首在地，头都没人敢抬一点。
黄承祖也吃惊之极，伸手去拉黄芷汀的马缰，口中劝道：“芷汀……”
黄芷汀冷然道：“大军阵前，请山南镇守唤本都统官职，莫要失了规矩方圆。”
黄承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最后气极反笑：“好好好，好个黄都统，好个高夫人！”
他咬了咬牙，恨声道：“高夫人今日可是要叛黄氏父子一个悖逆之罪？好得很，黄承祖人头在此，你要，就尽管拿去！”
黄芷汀心中一痛，在马上晃了一晃。但她很快稳住身形，只是用力闭上眼睛，一字一顿地吩咐道：“黄镇守宿醉未醒，左右，扶他下去歇息，不得怠慢。”
黄承祖厉声道：“笑话，我清醒得很！你欲杀我儿，便当着我的面杀！”
“愣着干什么，带下去！”黄芷汀也猛然睁眼，再次厉声下令。左右亲兵虽然一个个惊得手脚发麻，却是丝毫不敢耽误，忙不迭一拥而上，将黄承祖拉下马来接稳，“扶”他走了。
黄承祖是他们名义上的家主，虽然不问庶务多年，到底这些狼兵不敢下狠手，使得他仍然能骂出声来。好在黄虎见势不妙，摸出一条缎子把黄应雷的嘴给封住，然后交给手下人看好，自己匆匆过去捂住黄承祖的嘴，口中连连求饶：“太爷恕罪。”
黄承祖一边挣扎一边怒视他，黄虎偏过头去只当没看见，手上施了巧劲，赶紧把他拉走。
此时比亚觉长公主也被“请”了过来，她倒没有被封口，只是失神地看了黄应雷一眼，又朝黄芷汀打量了一番，忽然道：“大姐真要杀他？”
黄芷汀看了她一眼，目光稍微变得柔和了一些，轻叹一声：“此非我所能决。”
陈述完毕，黄芷汀在信中告诉高务实，她以“未奉征调而调兵”的名义将黄应雷罢职，同时押解至定南城等候裁决。又发现比亚觉公主怀有身孕，故也一同带回定南，但并不准他们二人相见，比亚觉公主被单独软禁。
南掌国王虽然出家，但在黄芷汀的暗示下，京华顾问团代诺皎固蒙颁布法令，以国王的名义下令顾问团代掌国政，国王会时刻关心国事，但只会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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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南掌的政权已经完完全全由京华控制，以至于国王当和尚也丝毫不影响该国的行政运行。
不过此时，高务实并没有立刻回信给黄芷汀，对于这些处置也就没有立刻表态。他这段时间在和刘馨讨论大明货币问题。
中国的货币，虽然产生的时间很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三代时期。然而由稳定的两种或更多的货币构成的货币体系，却是在秦汉帝国时期建立的。
见于史载的秦朝货币是分为两等的，黄金是上币，以镒记；铜钱是下币，就是重如其文的“半两”钱。其实早在东周周景王时期，单旗就提出了货币的子母相权理论，反对景王铸造大钱。
他所说的货币轻重实指的是货币对商品的不同比价，而非轻重本身。因而单旗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试图构建轻重货币体系的思想理论。它奠定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货币体系形成的前提，那就是稳定的货币体系就是有轻重两类的货币所构成。
先秦时期的货币，由于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割据性，无法形成统一的完整的货币体系。而秦汉时期形成的货币体系却较为稳定，维持了数百年。
但是这时期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改变。一是王莽的托古改制，导致货币制度的混乱；二是东汉末期主辅币的变化，黄金退出货币体系之外，货币结构开始缺失重要的一环，主币开始由实物货币来承担。
这个变化的原因，后世一般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低潮所致。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在探讨当中。这一货币结构的变化也预示着秦汉时期的金铜货币体系走向瓦解。中国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也开始走向低谷。
魏晋至唐中叶时期，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个较为混乱的时期。汪圣铎称之为“衰落与倒退”的时代。从货币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可谓是不正常的。
这300多年的动荡时期，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货币体系却走向了极不稳定的道路之上。
首先是货币种类出现了粮食和布帛等实物充斥其中；其次币制也混乱不堪，如大钱、劣币的盛行，币文也产生了许多名目。史载“入水不沉，随手破碎”；最后是货币体系的不断变动，公元221年，三国时期的魏国颁布法令正式停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币”。
金属货币为实物货币所替代，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虽然在后来动乱的历史时期内，铜钱的地位有所恢复，但是一直充当零星和民间交易的角色。而谷、帛与铜钱所构成的货币系统也不稳定，据史载，这一时期铁钱也在梁武帝时期开始铸造，甚至黄金和白银的使用也见于记载，足可见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隋唐时期的货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趋向于稳定。隋朝恢复五铢钱的使用，到了唐初以年号为标志的铜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孔方兄也走向了它极盛的时期。
李埏先生曾经论证了唐代即使处于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钱帛兼行”的时代。史载，唐玄宗开元22年：“自今以后，所在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纬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
这就明确规定了绢帛等丝织品主要用于大额交易，便可知充当主币的是缣帛等实物货币。但从货币体系的层面来讲，实物货币代替金属货币，并不能弥补自东汉以来货币体系结构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反过来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唐代出现了“钱荒”便是很明显的例子，延至宋代则更为严重。对于“钱荒”的论述有很多。高务实知道“钱荒”的表现主要是流通中铜钱的不足，但是其原因的复杂的。
后世有学者指出：“政府赋税政策的变化不能不说是‘钱荒’的直接导因，但是它更深的原因却在于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即在商品货币再分配的流通与集中过程中，大量的货币被地主、官员和商人储藏。唐宋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唐宋社会变革’”。
高务实基本同意这个观点，即自唐中叶以后，价值很高的土地开始进入了商品的市场之内，加之绢、茶、盐、铁等大宗物品的流通。显然实物货币的使用难以满足这种需求，而铜钱的铸造不但供应不足，而且这种货币的价值本来就不大。因此“钱荒”也就不难理解。
五代十国至宋初，以铜钱为主币，加之以铁、铅、锡等贱金属所构成的货币体系是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因而纸币的出现，绝非偶然。
虽然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铁钱交易的不便，但从稳定货币体系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纸币的加入，也会有价值较高的货币形态出现。
从这个角度而言，纸币和贱金属货币共同构成了新的货币体系。虽然元代使用了纯纸币结构，但是至明代中期以前货币体系的结构都是由纸币和贱金属制钱构成。
当然，自纸币产生伊始，历朝历代便为这种货币的通货问题或币制危机所困扰。曾有人指出，正是因为纸币的无节制的发行葬送了赵宋王朝。
金朝和元朝的通货危机，导致经济的崩溃，纸币的责任也难辞其咎。据推算，南宋160多年的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率达到34亿倍。金国时期，银与交钞的比价也上涨了6000万倍。元代，元末米价比元初上涨了六七万倍。
究其原因，虽然较为复杂，但是由于军事的压力以及传统社会特有的权力机制导致纸币发行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加之纸币本身没有足额的准备金导致币值贬值严重，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而高务实现在的思考则在于，大明朝这近二十年的开海，加上京华的崛起以及勋贵资本的加入，实际上已经使得白银即贵金属开始更加向统治阶级高层汇聚。换句话说……似乎可以考虑银本位下的新纸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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