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朝的京察既分北察南察，又分四品以上自陈、五品以下堂审两类。也就是说，对于不同品级的官员，其考察方式亦有差别。故时人称：“大臣与小臣不同，出处进退自有法度”。
而这一法度，即是“四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例该自陈；其余各衙门堂上五品及所属五品以下等官，合照节年事例，本部会同都察院并该衙门堂上官考察，分别奏请定夺”。
四品以上官员及翰林学士，通过向皇帝上呈自陈疏，静候皇帝的宸断的形式来完成京察程序；而五品以下的官员则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举行堂审，予以考察。
杨巍所主北察、海瑞所主南察，本质上是对于南北二京所管诸布政司的五品以下官员进行“去留考察”，之所以王锡爵会担心海瑞，并不是担心海瑞直接把他本人如何如何了，而是担心牵连。
此前多次说过，明代官场的特色，既有师生关系，又有乡党关系，到了如今甚至还有派别关系。王锡爵作为心学派的台柱之一，许多门生安排在南京所管的衙门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王锡爵的门生在京察中大量被黜落，势必会引起朝野关注。而到了这一步，实学派方面十有八九便会趁热打铁，开始猛烈弹劾王锡爵本人，那么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不过对于五品以下官员的考察一贯比较复杂，还有许多流程要走，此时暂不详述。且说最为便捷的“大臣”自陈，尤其是北察自陈引发的此番丁亥京察第一场“战斗”。
所谓自陈，即“两京官员每遇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皆令自陈。举职业者留之，不职者退之”。
所有官员的自陈，皆“不下部覆，竟禀上裁”，即采用官员直接向皇帝上呈自陈疏的方式来进行。
自陈有一定之顺序，掌察官员于堂审前自陈，按“先本部、都察院正堂，次左、右堂”的顺序进行。而其他官员多在堂审结束之后方行自陈，即所谓“考察后自陈，例先内阁，次各衙门二品堂上官，次三品、次四品”。
但这里必须要说，规定是规定，而实际上自万历期开始，明代部分内阁学士等大臣并不严格遵循“考察后自陈”之规定，而是在考察之前即己呈上自陈疏。
如原历史的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京察，早在正月二十三日，内阁辅臣王锡爵就呈上了自陈疏。又如天启三年二月京察，内阁辅臣叶向高更是早在正月初八便呈上了自陈疏。
而今年尤其不同，往常大多与二月进行的京察因为西北之乱等事被拖延到了将近中秋，很多事都要赶早，于是高官的自陈皆大举提前。
有明一朝之所以于京察中令四品以上官员及翰林院学士自陈并取自上裁，是因为四品以上官员，几乎全为大小九卿之官，平时即可立于朝堂之上与皇帝面议朝政，故皇帝对各官都有初步之了解。
另外，四品以上已属体尊之官，为显示对高官的尊重，亦不可使其与五品以下之中低级官员同堂受审。而翰林院众学士本身即为“清华之选”，且“官为学士，职在论思”，不必过多参与政务的处理；此外，学士与皇帝过从甚密，其行能如何必然为皇帝所知晓，故亦不需被吏部与都察院考察。
当然，实际上四品以上官和翰林学士的自陈，并非从来皆然，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复，方为定制的。
有关官员于京察中的自陈，在成化四年之前都没有相关之记载。成化四年方才有“两京大臣许令自陈休致”的记载，然此并非自陈之定制，只是在言官的建议下才间或行之，而且对所谓之“大臣”为何，也没有明示。
“弘治十年二月，吏部以考察京官，请会同都察院如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上从之。又以御史郑惟恒等奏，欲兼考大臣，请通行两京四品以上官，令自陈。上曰：两京堂上官不必自陈”。
可见直至弘治十年之时，大臣仍游离于京察之外，自陈仍不是京察的固定程式，即使言官奏请，皇帝亦不予采纳。到了正德四年时，才于行京察之诏书中有明确之规定：“堂上官四品以上令自陈”。自此，四品以上官员于京察中进行自陈方为定制。
与四品以上官由不自陈到遵例自陈不同，翰林院学士则经过了一个由被察之官转为自陈之官的过程。早在成化四年京察之时，时任掌翰林院学士柯潜便以本院属官“无事绩文案可考”为由，要求仅将本院属官公同内阁考察，并获得宪宗批准，然此年考察，翰林院属官无一降黜。
成化十三年也依成化四年之旧例。但或是因为翰林院会同内阁主持的京察效果不甚明显，弘治元年吏部开始参与对翰林院官员的考察。然此举却引起了翰林院学士的异议，弘治十年京察之时，掌翰林院学士杨守阯向孝宗上疏：
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鏊，俱当听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进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遐而听考，又当候阶下。我朝优假学士，庆成侍宴，班四品上，车驾临雍，坐彝伦堂内，视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与考察，则学士亦不应与。臣等职讲读撰述，称否在圣鉴，有不待考察者。
孝宗觉得他所言不虚，于是从谏如流，采纳了杨守阯的建议，故自此之后，“凡官至学士者，遇考察皆自陈”。亦称：“学士不与考察，自守耻始”。
既然高官们今年都抢先自陈，那么就按照剩余的规矩，即“例先内阁，次各衙门二品堂上官，次三品、次四品”的顺序，先由内阁诸位阁老上疏，套路都是一样的：自陈不职。皇帝的批复也很套路化，全部“温言慰勉，不允辞”。
等到“各衙门二品堂上官”自陈时，高务实便也上了自陈不职疏。
“户部尚书臣高务实谨奏：
为自陈不职，乞赐罢黜以肃察典事。吏部咨，准吏部咨。该本部为遵旧例严考察以励庶官事，内开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该自陈，其各衙官员本部会同都察院考察，仍行南京一体查照施行等。
因题奉钦依，备咨到臣，除北京例该考察官员，钦遵会同考察具奏外，臣例该自陈。
臣系河南新郑官籍，万历八年蒙录为进士。初为翰林院修撰，以主笔会典功得重；因初仕不谨，外放广西巡按；以平土司乱及抚平安南回任；出使土默特，赖皇上洪福，击图们、俘辛爱，擢辽南兵备；以辽南大捷，擢辽东巡抚；年后回京，任戎政侍郎；今年初，以西北战事故，任七镇经略，督军往定；乱平回朝，改任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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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被遇鸿私，先今不次，如此高天厚地，莫知所报，频年依恋，亦欲矢竭渭尘。毕志桑榆，空抱朴忠，短长蔑睹，则有曲士之致，信无当于受大也。
陈力不能，分宴当止。知臣年仅二十有五矣，秉掌国财，天下疑心。昔人所叹毫且不知，终然何为，负将日深，是用大惕。
臣年少德薄，才轻历浅，是以初任即为论劾。况臣所思所虑，今天下财赋皆系一农，实不当为二祖列宗本意，惟广纳商税以轻农赋，方为重农之所当为。此心此念，断不可易，故与同僚难得一心。
上不能解圣上之忧，下不能得同僚之谅，则今日其较注者已不称之，计黜请自臣始。
伏乞宸断赐罢，使中外知明廷肃典章，掌罔逸罚，所为砥砺臣工当不浅鲜矣。臣无任悚息待罪之至，为此具本，专差办事吏何晨廉捧奏闻，伏侯敕旨。”
高务实的这道，从格式上而言非常典型。
自陈疏的第一句，首先自报姓名和官衔，这与一般奏疏并无太大差别，不赘述。自第二句开始，便开始显露出京察的特色。
以高务实此文为例，第二句是“为自陈不职，乞赐罢黜以肃察典事”，此一句即根据官员身份的不同，开始呈现出差别。
因高务实本身已是户部堂上官，在察典之中是有为本部填写考语之权的，故其奏疏便称“乞赐罢黜”是为了重察典——因为若连掌察官员之一都因自陈而受到降黜，显然能起到重察典体制的作用。
他这里就和此前诸位内阁辅臣的自陈不职疏有区别了，内阁辅臣其“乞赐罢黜”的理由通常会写做“清政本”。
如昨日内阁首辅申时行在自陈中称：“为遵例自陈乞赐罢免以清政本事”、王锡爵自陈亦是“为遵例自陈乞罢以清政本事”，张学颜、吴兑、王家屏等亦皆同此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阁乃“政本之地”，而阁员在自陈疏中，又必然提及是因为自己的不职故而乞求降黜，因此一旦真的被斥，自然便起到了“清政本”之作用。
像高务实这样的尚书、侍郎等官，其“乞赐罢黜”的理由则是为“严考察”、“严计典”、“公考察”等。因为此类官员本身为朝廷大员，如大员被黜，自然能达到风励小臣、以儆效尤的目的，如此则考察自严、计典自公。
以上是自陈疏开头的常规模式，但若遇到因新帝登基而举行的京察，其开头则是“乞赐罢免以光新政事”、“以严新政事”等，以此凸显因新帝登基而带来的万象更新之感。
接下来的数句，便是诉说上自陈疏的缘由。
因有明一朝对于京察自陈有着较为严格之规定，官员必须等到皇帝有关京察的圣旨下达后方可自陈，若随意自陈，则属冒渎宸听，难逃不敬之嫌。故原历史叶向高为相时曾有谓：“吏部、都察院及臣等大僚，皆待此旨下而后敢自陈”。
所以在自报官、名和说明上疏目的后，高务实便开始交代自己进行自陈的背景。
因今年本是例行京察之年，故高务实全文引用吏部的咨文和皇帝关于举行京察的圣旨，一是为了凸显对皇上的尊敬，避免礼仪上的冒犯；一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在接到上谕后方才自陈，并无冒昧之嫌。
若遇非京察之年，如因新帝登基而行之京察，则对自陈缘由的交代又采用另一副“模版”。如隆庆元年之京察便是因新帝登基而行，当年高拱自陈疏的开头便是：“伏睹诏书内一款，两京六部等衙门四品以上官俱着自陈去留，取自上裁，钦此。臣拱谨钦遵自陈者”。
自陈的第三步，是详细介绍自己的相关信息。因各位大员，尤其是远在南京的大员并不为皇上所熟知，有些先朝旧臣老臣甚至未曾与皇帝谋得一面，故皇帝对各位官员的情况知之甚少。
而自陈又不像堂审那样需要先期进行几个月的准备，所以各位官员便只有在自陈疏中给皇帝开报自己的籍贯、登第时间及任官履历，使皇帝对自己有初步的了解。但因皇帝对高务实足够熟悉，所以他“报履历”非常简单，寥寥几句就把自己称得上传奇的七八年仕途生涯说完了。
这也就是他了，遇到旁人捞了这么多的功劳，那还不得大书特书一番，生怕皇帝忘记？
开报完自身履历之后，自陈的准备工作便已做完。官员便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及各自不同的政治诉求，进入到自陈的核心内容之中。
自陈的核心大体上围绕“说恩遇-谈职守-诉不职-论意义”的顺序来展开。
这个套路高务实就不能例外了，其首先说明皇帝对自己的“高天厚地之恩，莫知所报”，继而论及自己，“臣年仅二十有五矣，秉掌国财”；紧接着诉说自己“年少德薄，才轻历浅，是以初任即为论劾”；而后进行自陈，讲述罢黜自己的意义在于“使中外知明廷肃典章，掌罔逸罚，所为砥砺臣工当不浅鲜矣。”至此自陈的核心内容便告完结。
然而，高务实的这道自陈，却偏偏闹出事端来了。
原因不在别处，就在于他在这道自陈疏中明确提到了当前的政局：
“况臣所思所虑，今天下财赋皆系一农，实不当为二祖列宗本意，惟广纳商税以轻农赋，方为重农之所当为。此心此念，断不可易，故与同僚难得一心。
上不能解圣上之忧，下不能得同僚之谅，则今日其较注者已不称之，计黜请自臣始。”
好家伙，你自陈不职就自陈不职，偏偏要把这“不职”与你非要收商税的施政手段联系起来，还说跟同僚不能取得一致，因此才请皇上黜免你？
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要挟皇上，在你和“同僚”之间做个选择吗？
因此，高务实的自陈疏一到通政司，外廷心学派官员得知，立刻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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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文官的政争由文章而起，在当时历史上来说是常事，但我不确定这么“写实”会不会有些“太深”了，且试一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