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的这封信略出海瑞意料之外。
海瑞与王锡爵其实是认识的。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作为三鼎甲之一，当然是留京为翰林院编修，而海瑞在嘉靖四十三年时由兴国知县升调户部云南司主事，也去了京师。
不过，彼时的海瑞与王锡爵并不熟悉。一来海瑞为人比较“孤僻”，不经常进行官员之间的例行走动；二来王锡爵大名鼎鼎又身份清贵，对于海瑞这种两次会试都落了榜，结果以举人身份补官，从县教谕做起，花了足足十年才混到知县，又花了六年才混道户部主事的“学渣”完全看不上眼，自然也不会去主动接近海瑞。
他二人的交集出现在隆庆三年年底至隆庆四年年中的大概半年时间里。彼时，王锡爵因做经筵日讲官时表现不错，被时任首辅李春芳等看中意欲提拔，可惜京中学官满编，于是便将他调往南京国子监任司业，算是“考察锻炼”。
而海瑞因为的关系声名大噪，这几年屡有升迁，此时也正巧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外放了应天巡抚。
应天大致便是南直隶的长江以南部分，最大时下辖应天、承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平、池州、徽州、宁国、安庆十一府以及广德一州。范围基本相当于后世江苏南部和安徽南部。从彼时的经济上而言，差不多算是大明最强的区域。
应天巡抚早期驻南京，借居会同馆，成化时另建公署，迁出会同馆。嘉靖后，每遇风汛则驻苏州，称行台，海瑞在任的那段时间基本常驻苏州。
说到这里，情况就很分明了——王锡爵正是苏州首富，人又恰好回了南京，更巧还碰上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清丈田亩，人也直接驻于苏州，这哪能不起冲突？
海瑞在应天清丈田亩，本身是为了配合高拱起复之后又开始继续推广一条鞭法。
这里要稍稍说明一下，一条鞭法是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至高拱起复和海瑞出任应天巡抚的隆庆三年年底，其实已经出现了四十年之久。
但是，其出现虽久，却并未在大明全面铺开，因为该税法的主要特征，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这样一来，固然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因为只征收银两的原因，导致其在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流通不发达的地区严重“水土不服”。
利弊皆有的事情，按照此时的官僚习惯，大抵就只有少数人愿意尝试推广，更多的官员则倾向于“无为固然无功，但至少不会因过得咎”，于是反对推广。
当然，朝廷高层里头还是有改革派的，如高拱、张居正等重臣就力主推广一条鞭法。不过，高拱虽然是此时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也的确力主推广，但他的推广和原历史上张居正在万历九年直接一刀切，搞“全国强行推广”不同。
高拱主张一地一地逐个推行，其思路是富省先行，中省渐随，贫省暂缓。于是很显然，天下最富的江南地区，也即应天巡抚辖区肯定是要“敢为天下先”的。
简化行政的好处，后世人当然清楚，但“古人”也未必不懂，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在一条鞭法提出四十年后还没搞出个名堂来？
原因很简单：这其中的道理我虽然都明白，但行政越复杂，我作为官吏就有越多的机会上下其手。你现在忽然说要简化，我利益攸关啊，怎么可能轻易答应？
阻力，就是这么来的。
既然阻力大，那么刀就一定要锋利才行，于是高拱祭出了海瑞这把屠龙刀。
屠龙刀当然名不虚传，但指望海瑞单枪匹马“扫清妖氛”也不现实，所以海瑞的举动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没错，他把主要矛头对准了刚刚致仕回乡不久的前内阁首辅徐阶。
这段往事不必细说，只说附带影响。王锡爵身为苏州首富，其家产固然大部分是继承而来的，但这些财产的来源自然也少不了彼时官商集团的统一风格，什么“逃田”、“诡寄”、“飞洒”、“移丘”、“换段”、“改册”之类，那是一项都不会缺失，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不过，王锡爵一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以自己当时在官场的名声地位，是不足以与海瑞争锋的，因此一直刻意保持低调，不肯掺和进这场“神仙打架”之中，以免成了那遭殃的凡人。
而海瑞这边也的确只把徐阶作为首要打击目标，对于王锡爵家中的一些事，他虽然也收到过一些百姓的告状，但没有直接动用国法，而是写信给王锡爵，把那些状告全都抄了一份送去。
这一套，海瑞对徐阶也用过，算是一种“先礼后兵”。徐阶一开始的时候也“给面子”，退还了一些田地，可惜海瑞认为他退得太少太少了，这种“退还”纯属面子工程，因此海瑞再次写信给徐阶，让他退田一半，徐阶当然不肯，于是矛盾激化。
而对于王锡爵，海瑞采取同样的手段，取得的效果却远胜徐阶那边。王锡爵二话不说就按照海瑞的要求，退还了信中指出的那些田地，甚至还在回信中说自己因为学业、公务繁忙，一直很少顾及家中情况，竟不知还有这些事。他本人对此既震惊又羞愧，表示等忙过这段日子，一定会好好彻查一番，不负海公提醒之善意。
作为榜眼，他说自己以前学业繁忙倒也是个理由，旁人就算不信也不敢多说什么，不过此时他一个南监司业，到底有什么好忙的，那就见仁见智了。
但海瑞没工夫理他，既然他肯退田，海瑞也就暂时偃旗息鼓了。
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海瑞和王锡爵之间的关系倒也谈不上很差，因为至少双方都没有撕破脸。
王锡爵虽然损失了一些田地，但他家不是单纯的“地主豪强”，是江南财阀更为典型那种“因商致富，继而买地”。田地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投资不动产”，是在商业扩张一时找不到好方向、好机会时，用于“闲钱保值”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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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损失固然是损失，但既不伤筋，也不动骨，了不起也只是一时肉疼，忍忍也就过去了。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王锡爵虽然避开了风声最紧的一刀，却在离任之时中了一枪流弹。
这事说来真是王先生倒霉，海瑞在应天这一通大战下来，把江南官场得罪了个遍，徐阶虽然倒了大霉，但在给门生张居正送了一笔银子之后，张居正找到高拱，代自己的老师去说和。
高拱虽然风闻张居正收了银子，但考虑到张居正毕竟本身是主张改革的，为徐阶说和可能只是碍于师生情面无法推却，于是决定收手——这里有个前提，即徐阶服软同时也就代表江南士绅官吏对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已经捏着鼻子认了。高拱的目的既然达到，从名声上考虑也就不打算非得把人整死。
只不过这一来，海瑞就被坑了。
高拱只管政策推行是不是顺利，现在事情办妥，风声也从张居正这边放了出去，江南官员在大松一口气的同时，就想起复仇来了——当然不是对高拱，高拱圣眷太隆，他们自忖搞不定，他们的复仇是对海瑞去的。
于是紧接着海瑞就被弹劾了，不是一封两封，是雪片般的弹章从江南飞往通政司，进入司礼监，呈送穆宗案头。
接下来的剧情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套路：海瑞上疏自辩，只不过作为外官，他不能像高务实这次谤君案一样闭门不出，工作还是得干的。
这一次海瑞的自辩，在时间上很碰巧，正好是京察期间。于是海瑞一事不烦二主，上了一道，洋洋洒洒写了大几千字为自己自辩。
本来这没王锡爵什么事，因为王锡爵在这段时间里挺低调的，绝不和海瑞对着干。谁知道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海瑞因为被弹劾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细碎琐事”，牛脾气上来了，在自辩中针对一大堆琐事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和举证。
这里头不小心提到了一句：“王锡爵见转北司业，抬轿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入皂拏责三十。”
按理说，海瑞这道又自辩又请辞的疏文写了大几千字，对至少数十起诬告都作了回答，而王锡爵这里一共才二十四字，实在不算什么，以穆宗皇帝的习惯来说，搞不好都没怎么细看，根本不碍事。
然而王锡爵是何等人？他重视名声羽翼的程度比高务实更甚，自然是闻之大怒啊。
这件事说的是什么？说王锡爵由南京国子监司业升转北京国子监司业的时候，大概是觉得自己又要回京了，重用在即，于是有点膨胀，“抬轿直入二司”——架子大了点。
架子大点其实不算啥，但麻烦在于中途出了点意外，“中道致害”——海瑞没写明致了什么害，但大抵应该是撞伤了人吧。于是呢，海瑞就把抬轿的轿夫抓起来打了三十板子。
放在寻常老百姓眼里，这事自然是小事，毕竟挨打的只不过是轿夫而已，王锡爵本人一根毫毛都没伤着。
可是账不是这么算的，这板子虽然打在轿夫屁股上，可在王锡爵看来无异于打在自己脸上啊！
何况你打了也就打了，这事了不起也就在当地传上一段时间，等过些时日大家也就忘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这事写进奏疏里去啊！
写进奏疏，这尼玛就在朝廷存档了啊，我王锡爵的这张脸就这么被你一巴掌抽到史册里去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梁子就这么神奇的结下了。
海瑞得罪人是常有的事，他当时也没在意，事后才从旁人口中得知，不过却也没当多大个事——反正他老人家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也不差王锡爵一个。
从此之后，王锡爵再也没和海瑞有任何来往，无论公私都没有。所以，今日忽然接到王锡爵的信，海瑞自然一下子就嗅出其中的异味。
海瑞看了看信，却发现这信写得比高务实的信还要含蓄，不仅没有提往日恩怨，甚至连“南察”二字都没提。
王锡爵这封几乎没有任何油盐的信里，只有一句话颇为可疑：“江南以一隅之地而供天下近半，官绅百姓久苦苛政，百业凋敝，岂足长久？”
海瑞虽然刚直，但刚直并不是迟钝，他很快便意识到，王锡爵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在这句看起来只是泛泛而谈的寻常话里。
江南税重，这个说法放在整个大明来看的确如此，但大明本身就是赋税极轻的朝代，而且江南的定税是按照洪武年间的农业水平，尤其是粮食产量来制定的。
如今时过境迁，江南经济的主力早就不是生产粮食，而是转为养蚕制丝、造纸印刷、瓷器船舶等行业。同时，商业方面因为此前几乎没有征税而飞速发展，民间商贸极其兴盛，甚至出现了后世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这种情况下，非要说江南“官绅百姓久苦苛政，百业凋敝”，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
凋敝？凋敝成什么样？凋敝出十里秦淮了？
你欺负我瞎啊！
不过，正如同汉弗莱爵士的名言之一，“我在说立场，与事实无关”，王锡爵这话自然也是在说立场，至于事实……那个不重要。
海瑞想明白了这一点，不禁冷笑起来：“余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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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有朋友猜到王锡爵这封信的真实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