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与刘馨纵论世界大事的同一时间，申时行的大学士府中也有客人到访。
这客人不是别人，正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一的张诚。
申时行与张诚分宾主而坐，两人身旁的茶几上都摆着上品的香茗，明明茶香四溢，但却勾不起二人半分兴趣。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不知过了多久，才由张诚打破了沉默：“元辅，老早之前咱家就说了，不要让高务实再打胜仗，你怎么就不听呢？现在倒好，又让他立下这么大一个功劳，甚至还有人从宫里放出风去，说皇爷要给他封爵……元辅，你就不着急吗？”
申时行稍稍沉默，沉声道：“高求真战而胜之，是他自己的能耐，又非是因我倾力相助之故，谈何说我听与不听？”
张诚叹了口气：“都到这个时候了，元辅还如此老神在在，实在令咱家佩服。只是元辅所言，咱家却有些想不明白——错非是元辅举荐，高务实此番何以能得旨领兵西征？”
申时行强忍着不满，平静地道：“高务实西征，所领之兵不到四万，其所要面对的敌手却是如何？哱拜六万，火落赤五万，博硕克图虽是未尽全力，亦有四五万精锐，这三方相加至少超过十五万大军。
我又在出征之前明里暗里说过，此战须得速战速决，多拖延一日都有可能导致图们趁机西犯，秉笔以为我这些伏笔的作用为何？不过是高求真一旦不能速定西北，这一条一条就都要化为他脖子上的绞索，让他战无不胜之神话就此破灭。如此，秉笔还要怪今日之事起源于此前我的推荐？”
张诚思索片刻，道：“既然元辅并非有意纵容，那为何在高务实出兵之后没有做些事情，用以确保他不能完成这些任务？”
“做些事情？”申时行语气稍冷：“我乃朝廷首辅，为了限制某一人而枉顾数万大军之成败，为了限制某一派而枉顾三省四镇之安危，此首辅之所当为耶？此祸首之所当为！”
“哈？”张诚也冷笑出声：“数万大军之成败，三省四镇之安危，这些难道就都只能寄希望于高务实一人了？元辅，你当知道，这恰恰就是咱们所必须避免的情形——绝不能让皇爷认为天下兴颓决于此子一人！否则……内阁存之何益？”
申时行眼皮跳了跳，深吸一口气：“内阁举贤任能、运筹帷幄，何谓存之无益？”
张诚摆手道：“倘若只有高务实一人堪用，所谓举贤任能岂非笑话？至于运筹帷幄，咱家不知高务实此战得胜，是因为听了内阁哪条建议、哪道命令？”
申时行一时语塞，半晌才道：“不论如何，此次西北之乱兹事体大，时行纵不便主动相助，至少也不能落井下石，为高务实设置障碍。”
“呵呵，好一个心底无私天地宽，元辅之胸怀着实让人钦佩，只是……”张诚显然不是真要夸奖申时行，面带嘲讽地道：“只是如今高务实大功在身，甚至已让宫中有了封爵之意，倘若此事事成，将来元辅想要动他，那可就比如今难上百倍了。”
张诚这话可不是无的放矢，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统治中都会将封官赐爵作为一个笼络人心的重要政治手段。爵位和官位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官职代表的是官员手中的实际权利，而爵位代表的是地位和待遇。根据规定，爵位往往超越官制，也就是高于一般的官位，大明所采取的勋爵制度也是如此。
有明一朝的爵位制度已经相对程序化、制度化、法制化，明朝的封爵制度既有过去各朝的相同之处，又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和明朝独特的社会状况有极大的关联。
比如说明朝时期封爵制度采取的是宗室封爵体制与功臣外戚体制两套体制。王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分离，这是明朝封爵制度区别于过去的重大特点。
并且勋爵只有爵号和俸禄，不再有其他朝代的封地，不过皇帝将赐予“丹书铁券”来彰显功勋，以示皇恩。“丹书铁券”除了象征以外，还享有免罪特权。
这两套体系之中的宗室封爵体系在洪武初期制定，制度中所设立的主要爵位是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八等爵位。这些爵位，分封对象是皇亲贵族。
不同的爵位，享有不同的俸禄，比如亲王每年的俸禄是五万石，后来被削减为一万石。但是这些皇亲贵族的俸禄，还是要远高于功臣外戚体制下封爵的官员。
此外便是功臣外戚体制。明朝皇室为了笼络功臣外戚，又为了防止出现异姓王独大，威胁统治的局面，所以才将五等候制度设立在宗氏封爵体制之外。洪武三年六月颁布诏令，规定了五等侯的主要爵位和享有的俸禄多少。
根据规定：正一品为国公、郡公，从一品为郡侯。正、从二品为郡伯等——这些爵位都没有封地，且不论功劳怎么算，有一点是确定的：无军功者不得分封。
在俸禄方面，公爵的俸禄为两千五石到五千石，侯爵的主要俸禄一千石到一千五百石等。
这些爵位分为两种，一种是终身制，也就是不可以传承，本人去世则爵位断绝，这一类被称为流爵；另一种便是可以世袭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且不搞“推恩”，永远维持，这就是世爵，即通常所谓的“与国同休”。至于给封哪一种，毫无疑问也是依据军功大小而定。
刚才提到大明朝的“丹书铁券”制度有其特殊性，这并非虚言，这个制度相较于过往的历朝历代的确不尽相同。
洪武三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分公爵十人，侯爵二十人赐“丹书铁券”。在制度上规定“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可是渐渐的出现了一些功臣，手持“丹书铁券”，作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再加上朱元璋晚年多疑，大肆屠杀功臣，于是封爵制度遭到破坏。
永乐与嘉靖年间，两位皇帝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修缮，但大体模式没有改变。明成祖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根据“靖难之变”论功行赏。但此时也出现了极个别不靠军功封爵的人，比如说处理了驸马之死，化解明成祖与宁国公主兄妹之仇的永新伯许成——当然这属于个例，并不具备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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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进到嘉靖时期，当时由于前任正德皇帝任性而为，朝廷开始出现了封爵泛滥、武官难封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嘉靖皇帝对于分封标准做了严格的限制，一方面重申了“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另一方面则是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
至此，明代的封爵制度基本定性。就去听书
嘉靖皇帝虽然到后期成了个“道君皇帝”，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统治前期还是比较有头脑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唐玄宗李隆基多少有些类似。非要说不同的点，那大概是唐玄宗晚期更出名的是无限宠爱杨贵妃，而世宗嘉靖则是痴迷于道教。
那么，嘉靖早年为何要再次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呢？
嘉靖皇帝最为后世认可的，是他的权谋手腕，以上两件事其实说穿了也同样是权谋。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这看起来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给正德朝擦屁股，来个“拨乱反正”。
其实不然。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从根子上来说，是在打压已经在朝廷取得绝对优势的文官集团，给文官集团戴上枷锁。这是用一条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将文官集团桎梏在勋爵体系之外，让他们不能继续扩大“势力范围”，把勋爵一系也彻底压倒。
为何这么说？如果除了军功之外的其他功劳也可以封爵，那么执掌朝廷大权的文官集团完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找到可以封爵的文臣，让这些文臣成为勋爵，久而久之勋爵一定泛滥成灾不说，而且绝大多数勋爵都会是由文臣得封。
要知道，武臣勋贵再如何没落，朝廷的制度也规定了天下卫所需要他们来挂名。换句话说：武臣勋贵的效忠代表着天下兵权始终把握在皇帝手中，始终是皇权的鼎力支持者。
那么一旦勋贵也成了文官集团的大本营之一，则皇帝的皇权还剩多少？
嘉靖帝很敏锐的看穿了这一本质，因此对“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的祖制再次予以重申，这其实是他帝王权术的具体展现之一。
而至于封爵赐券的原因，则主要有两点。
一是抚恤功臣。在封建王朝，封爵赐券是一种最高的待遇，皇帝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抚恤功臣，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需求。只要官员们将封爵作为一种异常尊贵的激励，那么这种措施就一定能极大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二是安定人心。对于朝堂中的官员来说，“丹书铁券”相当于一个“护心丸”，因为获得它就可以免罪，皇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笼络重要官员。
不过，整体上来说，勋爵的特权是一直处于缓慢减少状态下的。
比如在洪武朝，当时的宗室贵族以及功臣，虽然享有众多的特权，但与皇权统治发生冲突时则往往会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法律在此时失去了过去原本的功效，勋爵们即使享有“丹书铁券”作为免死特权，但其实他们的人身安全也一样得不到保障，否则朱元璋怎能滥杀功臣？
而到了后来，尤其是嘉靖帝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以前，封爵制度也不再按照以前的标准，而常常由皇帝的意志所直接决定，甚至还会受到权臣、宦官的影响——如正德年间刘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虽然没有开疆阔土的功劳，但是因为曾经贿赂过刘瑾，与刘瑾关系交好，便直接被封为了武功伯。
另外，在免死特权方面也有减少，特别是嘉靖以后，皇帝在颁发“丹书铁券”的同时，相比于国初的时候大幅减少了免死次数，并且虽然得以免罪，但是也少不了被处罚——免死在有些时候真的只是免于一死了。
但不论如何，“丹书铁券”依然是“丹书铁券”，其效能还是巨大的。
武将手里拿着这玩意倒还无所谓，顶多就是战败的时候顶一顶，或者贪污、纵兵掠夺等事发之后拿出来顶一顶，确保脑袋不会搬家，其他大用没有。
但如果是文官手里有这东西，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丹书铁券之上一般会直接写明一些特权，比如“除谋逆不宥外，其余若犯，免尔本身一次，以酬尔功”。
武将犯罪以战败居多，通常对朝廷权力的更迭没什么关系，但文臣能犯什么大罪需要拿丹书铁券来免罪？那几乎无外乎政争引起的权力更迭了。
换句话说，高务实要是拿到一块丹书铁券，那就意味着申时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够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机会，这机会也几乎白给——把丹书铁券上缴就完事。
找高务实一次机会就已经难于登天，申时行到现在还没看见影，还指望找他两次致死的机会？所以张诚说“将来元辅想要动他，那可就比如今难上百倍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归根结底，在于武将并非掌权派，丹书铁券在他们手里也就那么回事；而文官是掌权派，拿着丹书铁券基本上相当于多了一条命，这就太难搞了。
正是因为嘉靖的重申，到了天启朝的时候，只手遮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望着如英国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嘉靖以后丹书铁券威力的明证。
因为它的作用其实已经不仅是免死，还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权力象征，使得“与国同休”真正成了一种所有人都认同的思想，形成了惯例，拥有了惯性，而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
面对张诚如此直截了当的话，申时行沉默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道：“此次西北之乱由其所平已成事实，无法挽回，为今之计，只能竭尽所能，阻止其顺利封爵耳。不知秉笔可有妙计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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