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和孔子都不变态，
他们为青年男女的性爱
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三月三的中国情人节，
演出了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
南蒯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照规矩，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老大。但，当南蒯决定背叛季孙大夫、支持鲁国国君时，费邑人却不干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对他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卷起铺盖走人，抱头鼠窜逃到了齐国。幸运的是，齐国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齐景公吃饭。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你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这话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景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脸都绿了，一肚子委屈地辩解说：微臣岂敢叛乱，不过想强大公室而已。这可是爱国呀！
旁边的齐国大夫却反唇相讥：身为家臣，爱的什么国？你罪过大了去了！[1]
奇怪！爱国有罪？
不。爱国无罪，只不过要有资格，并非人人都能爱。诸侯爱国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国君”。大夫爱国也是对的，因为他是“国人”。家臣爱国，则“罪莫大焉”。
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僭越。
换句话说，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
这就是礼。
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严格按照这礼法的规定去爱，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景公只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气。
那么，费邑的邑人，为什么可以反对他们的总管南蒯，越级忠于季孙氏？
因为按照邦国制度，天下只有一个，封区只有两级。封到采邑，就不再分封。家臣不是君主，只是大夫派出的代理人。邑人也不是家臣的臣，而是大夫的臣，即“家人”。他们的道德义务，是“忠君爱家”，不是“忠君爱国”。这跟季孙大夫的是非对错没关系，跟南蒯的政治立场更没关系。
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后果当然很严重。依照这个“忠君原则”，诸侯如果对抗天子，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大夫如果反叛诸侯，家臣也会跟着反了。周的灭亡，就因为此。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非讲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操作？
讲得清并可操作的，只有秩序。
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三等。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等级”，四等。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爵级”，五等。
由此可见，秩序即等级。它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事实上，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终于挖得深不见底，单等我们跳下去。
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好大一张网
什么叫“伦理”？
伦，是一个很晚才有的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没。它的本字，应该是“仑”（仑），金文的字形像栅栏。后来加上单人旁，变成“伦”，有类比（无与伦比）、匹敌（精彩绝伦）、条理（语无伦次）等意思。
其实，伦，就是次序和类别。如果乱了次序，错了类别，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叫不伦不类。
最重要的次序和类别，是人类社会的，叫“人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人伦主要包括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叫“五伦”。规范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就叫“伦理”。
伦理的核心，是“名分”。
名分就是名位和职分，也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地位特别高的，还有爵号和车服。爵号是“名”，车服叫“器”。名和器合起来，就叫“名器”。
名和器是统一的。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礼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数，簋偶数。祭祀时的乐舞，天子八佾（读如义），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礼服，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读如流），是垂在冕前面的珠串。士没有冕，也就没有旒。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所以，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极其看重名分。妻们固然会严防死守，小老婆也不能“妾身未分明”。比如《红楼梦》里的花袭人，是最早跟贾宝玉上床的。但因为没有“走程序”，结果便连妾都不是，只能嫁给别人。
名分，简直就是命根子。
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人的脸面，或脸谱。摆出来，就叫“摆谱”；有了它，就叫“有谱”。有谱就靠谱。这就可以交往，可以“面对面”。否则，就“对不起”。
对不起的意思是：双方面子的尺寸差距太大，面子小的一方即便想“面对”，也“对不起”。
难怪我们“死要面子”。
其实，面子可以要，也可以给。小妾扶正，副职转正，是实实在在地给；称小老婆为如夫人，管芝麻官叫大老爷，是客客气气地给。但无论虚名还是实惠，也无论是赠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看重名分。只要你把名分当回事，所有程序便会启动。从此，你就成了电脑里的数据，任由纲常伦理的软件处理。
这是一张蜘蛛网，而且弹性很好。
能够逃出这张网的人很少。你出家？庙里有师父。你落草？山寨有头领。你自主择业？业内有行会。你浪迹江湖？江湖有门派。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那就要有名分。只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伦。所以苏东坡“长恨此身非我有”，但完牢骚，照旧回家睡觉。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根本做不到，也没当真想过。[2]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宗法伦理，将传统社会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是那只蜘蛛。
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国，又要道德礼仪，只不过把德和礼都纳入法。因此，他除了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还要求“行同伦”。
汉高祖也一样。他在登基不久立足未稳时，便让儒生叔孙通重新制定了礼仪，以此作为君临天下治理帝国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便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这绝非偶然。
便宜了谁
讨厌儒家的刘邦，后来确实尝到了礼治的甜头。
那是西汉王朝的建国之初，大乱虽平而天下未定，跟西周初年的局势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追随武王伐纣的，是姬姓和姜姓的贵族，比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以及其他方国的豪酋。虽然他们在殷商眼里是蛮族，文化程度其实都不低，个个都是风流人物。
刘邦的队伍就差得多。除张良是贵族，韩信算是破落贵族，其余的，陈平是无业游民，萧何是蕞尔小吏，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自己则是地痞无赖，基本上是草台班子。
何况此时，礼坏乐崩已经几百年。像周武王那样严格按照礼制来举行开国大典，他们哪会？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大宴群臣，居然乘着酒兴对太上皇说：过去老爸总骂我不如二哥能干，将来生活没有着落。现在请您老人家看看，是二哥挣下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大呼小叫，乱成一团，完全没有体统。
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
叔孙通他们自然看不下去，大汉朝廷也不能是土匪窝子。于是好说歹说，终于劝动刘邦同意制定礼仪，文武百官、功臣勋贵也都进学习班培训。从此御前设宴，人人庄严肃穆，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刘邦自己也喜不自禁。他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
当然过瘾。伦理、道德、礼仪，原本就是为了让草民们安分守己，君主们坐稳江山。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坚持伦理治国和礼乐制度，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所谓“五伦”，最重要的就是君臣。除朋友外，父子、兄弟、夫妇，也都可以看作君臣关系。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长兄如父也是君。反过来也一样。或者说，君臣如父子，同僚如兄弟，正副职如夫妻，怪不得叫“家天下”。
政治伦理，注定了是家庭伦理的“国家版”。
那么，家庭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和谐。家和万事兴。
这就要讲名分，重称谓，守规矩，尽孝心。比如跟父母亲说话，必须自称“儿子”。如果父亲是君王，则自称“儿臣”。跟哥哥说话，要自称“小弟”。如果哥哥是君王，则自称“臣弟”。跟丈夫说话，要自称“妾”。如果丈夫是君王，则自称“臣妾”。对父母，要“早请示，晚汇报”，叫“晨昏定省”。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健康长寿，惧的是他们年老力衰。[3]
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如果父母是天子或诸侯，则要在他们临死之前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他们备好棺椁，换上寿衣，然后守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死，叫“为臣”。这是中国最早的“临终关怀”，但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享受。
所有这些，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孝”。
孝道表现于国，就是“忠”。忠，不是人的天性，因此需要培养。培养基地，就在家庭。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就不会背叛君主；如果友爱兄弟，就不会欺负同事。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并非没有道理。
难怪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竟有三组是家庭伦理。是啊，对自己子女都没有爱心的君，可能仁吗？对自己父母都没有孝心的子，可能忠吗？父子像父子，才会君臣像君臣，尽管占便宜的还是君父。
什么叫“天下为家，家国一体”？这就是。
天字一号乐团
现在，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之伦理在家，从小就能看到大。比如一个人虐待父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
更何况，南蒯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季孙大夫才是鲁国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南蒯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著，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他说：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也才可以叫“乐”。[4]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当然是。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对于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对于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乐曲，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规制和尺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只能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真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这个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最有气势的大合唱。
主题，则据说叫“和”。
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让人遵守秩序，乐让人体验和谐。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都要合乎礼仪，都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因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5]
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更是身体力行。他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据说，孔子听了曾莞尔而笑云：杀鸡哪里用得着牛刀？言偃却回答：君子受了教育就爱人民，小人受了教育就听使唤，老师不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吗？孔子也马上表态：言偃是对的，我刚才不过开玩笑。[6]
这就是“礼乐教化”。
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权利与义务
先看“乡饮酒礼”。
所谓“乡饮酒礼”，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老人，讨论的也是军国大事，比如“定兵谋”等等。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时代军事民主的遗风，相当于古罗马的元老院，只是没有表决权。但到后来，就连咨询的意思也没有了，只是定期不定期地请社会贤达们来吃饭喝酒看表演，变成了“政协委员”的俱乐部。
这就多少有点奇怪。是啊，这样一种并无实际作用的礼仪，怎么会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年间？[7]
因为有意义。
意义就在“尊长，养老，敬贤”。按照规定，参加乡饮酒礼的各界人士，六十岁以上的坐，五十岁以下的立。享用的菜肴也不等，年纪越大越多。这就等于向全社会宣示，对长者要尊，对老者要养，对贤者要敬。
所以，酒会上要序齿（以年龄大小为序），还要奏乐，比如“我有嘉宾”的《诗·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那么，这歌为什么要用鹿鸣来开篇呢？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度，鹿都是有着美德的仁兽，鹿群的到来也都是吉祥和兴旺的象征，奏唱《鹿鸣》也就是要崇尚道德。
实际上周人之德，无非“尊尊”和“亲亲”。尊尊，就是尊敬该尊敬的；亲亲，就是亲爱该亲爱的。人与人如果互敬互爱，社会就和谐太平。因此，尽管后来的乡饮酒礼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也要坚持，因为这本身就是德。
显然，有礼必有德，有德必有礼。相反，失礼则缺德，非礼则无德。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因此，也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比如“冠礼”。
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盘在头顶，叫“束”。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成人。
有字以后，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广义的士），也叫丈夫。古人认为，儿童身高六尺，叫“六尺之童”。成年男子身高一丈，叫“一丈之夫”。所以，丈夫就是成年男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此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同时，因此叫“结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待字，其实是等待婚姻。
但意义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
一加缁冠，有参政权；二加皮弁，有从军权；三加爵弁，有祭祀权。有权利就有义务，何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三次加冠后，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
显然，束和加冠，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而且，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民族也成年了。
那么，我们可以青春焕吗？
当然可以。
中国情人节
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有权利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巳节”。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爱自由。
这是中国的情人节。
实际上这样的节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罗马的叫“沙特恩节”，时间在冬至，殷商的则在玄鸟（燕子）归来时（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周人不过继承了传统。
那真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桃花三月，春水碧绿，鲜花盛开。春心荡漾的少男少女们手拿兰草，从四面八方赶到河边，举行爱的狂欢。如果遇到意中人，女孩子还会主动搭讪，落落大方，毫无羞涩。
对此，《诗·郑风·溱洧（读如真委）》这样描述：
溱水和洧水，
春波浩荡弥漫。
少女和少男，
手中拿着泽兰。
女孩说：过去看看？
男孩说：刚刚看完。
女孩说：看了也可以再看嘛！
那边地方又大又好玩。
于是说说笑笑往前走。
还相互赠送了芍药花。[8]
这可真是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是的。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手拖着手儿来。
嘿嘿，还“赠之以芍药”。
奇怪！周，不是礼仪之邦，要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男女授受不亲”吗？也会有这等事？
当然有。
事实上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性爱的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这才真是罪莫大焉！
好在此刻还是周。后来孔子编辑整理《诗经》，也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我们这才得以一睹当年风采。
谢谢孔夫子！您老人家人性。
事实上，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和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这个道理，周公和孔子心里都明白。
他们不傻，也不变态。
因此，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他们至少清楚，心理维稳才是最好的维稳。这就要“伦理治国”，包括德治和礼治；也要“礼乐教化”，包括礼教和乐教。礼和乐，是落实以德治国的“两个基本点”。
不过既然是心理维稳，那就要深入人心。因此既得扎篱笆，又要开口子，兼顾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正如封建制或邦国制要“兼顾君权与民权”。这就像犹太人的割礼，只会割掉少许包皮，不会连根切断。没错，切得跟宦官似的倒是彻底安生了，但那样的稳定有意义吗？
治国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性。
现在，华夏民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也拥有了情人节，可以盘点一下是非得失，弄清楚文化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