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谋反”这个本质问题不说，单看罗卜藏丹津的智商确实是要比策旺阿拉布坦高出许多。他在这场叛乱中没有过分强调为个人争取什么利益，而是成功地将个人矛盾上升到民族矛盾的高度，因此他在这场叛乱之中不仅仅是叛军领，更重要的是一位民族英雄，因为他所鼓吹的政治主张完全投了蒙古民众所好，触动了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心弦。试想，哪一个民族心甘情愿依附其它部族，在夹缝中求生存，看人脸色过生活？更不要说曾经的蒙古帝国是多么的强大，昔日的辉煌是多么的令人留恋，现在既然有人愿意冒杀身风险，树起民族独立的大旗，身为小小民众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胆量直接反抗清廷的统治，但是在有人奋起反抗，为蒙古人争取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们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助罗卜藏丹津一臂之力还是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心意的。
于是一时间罗卜藏丹津的大力鼓吹和蒙古民众怀旧情绪迅速占据了支配地位，战事一触即，叛军势如破竹，当即犹如星星之火即刻燎原。庞大的追随者中虽然也有为了金钱利益而投身叛乱之人，但更多的则是为了恢复建立蒙古帝国的普通民众。虽说除了青海之外，其它蒙古各部虽然没有加入叛乱，但是舆论已经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人心极大动摇。
大清帝国自建立之初就是以满蒙联盟为基础，顺治皇帝的生母就是来自蒙古科尔沁大草原的孝庄皇太后，因此无论是先皇还是皇上的身上，都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满蒙联盟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假若蒙古脱离出大清帝国的版图，无异于失去半壁江山，因此身为一代帝王，他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然而或许是对蒙古帝国曾经的辉煌和彪悍有所忌惮，也或许是因为两个民族同样彪悍的个性而惺惺相惜，因此在面对蒙古王公贵族的公然挑衅之时，两代帝王不但出其一致的高度重视，而且对叛军所采取策略都是极尽怀柔和安抚，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正是因为朝廷的极度宽容与忍让，才会出现即使像策旺阿拉布坦那样出尔反尔的叛乱分子，只要缩起头来相安无事，就会即刻得到朝廷宽容和谅解的奇怪现象。相反汉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汉人是被统治、被征服民族，而且汉人是以文治为传统，武力自然是要逊色一筹，因此朝廷对待汉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若是生反抗和叛乱，则只会有一个解决方式，那就是无情镇压和赶尽杀绝。
先皇是一位以仁慈著称的君主，因此他对蒙古各部采取怀柔政策并不出乎众人意料，然而继位的雍正皇帝绝对不是上可是铁腕人物，然而在对待蒙古问题上，竟也出人意料地态度软了许多，完全不似以往那般强势姿态，这是为何呢？
这是皇上无奈的选择。罗卜藏丹津选择皇上登基之初、立足未稳大行叛乱之举，皇上也是因为自己内忧外患、腹背受敌而不敢在边疆问题上急攻贸进，虽然他在选人用人方面眼光极为精准，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罗卜藏丹津这样无得无能又心怀二心的臣子，重用他是朝廷的损失，不重用他就要面对起兵谋反的结局，因此对于皇上来讲，不管他重用与否，罗卜藏丹津注定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劫数。
现在，由于皇上看透了罗卜藏丹津的丑恶嘴脸而选择了弃用，那么他就要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只是没有料到，此番风云突变，来得如此快速，如此猛烈，即便是在心理上有所准备，皇上仍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从他原本的筹谋出，不过是希望通过晋封察罕丹津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能够借此稳定住西北局势，毕竟一个稳固的边疆可以令他集中精力对付来自内部的皇权之争，而且从各方面来讲，察罕丹津无论人品还是才能都是值得他依赖之人，在部落众多、宗派林立的青海蒙古各部之间也能够因其德高望众而服众；另一方面，皇上也是希望通过对察罕丹津的施恩，将各部与宗派之间的矛盾和恩怨消化在青海蒙古内部，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察罕丹津的被朝廷重用必然会引起各部的妒忌和不满，从而加深与察罕丹津的矛盾，蒙古内部的不团结会消耗各自的实力，结果是既消弱了对朝廷形成的隐患，也为皇上肃清皇权内部斗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可以说，皇上的运筹帷幄不可谓不深思熟虑，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与他的预期偏离了很远的方向。先是察罕丹津辜负了他的重望，非但没有以其德高望重的威望震慑住心怀鬼胎的诸王，反而成为局势恶化的催化剂，演变出轰轰烈烈的叛乱。再有就是罗卜藏丹津这股力量，原本一直都是较为稳定的势力，皇上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策旺阿拉布坦那个出尔反尔的小人身上，结果却是罗卜藏丹津突生变数。由此正应验了那一句话，不是皇上不够聪明睿智，而是罗卜藏丹津太过狡猾、太擅伪装。
现在刚刚登基的皇上原本就处在皇权斗争的内忧外患之中，现在又横生多出了一个匪患！皇位之争只是满洲贵族之间的内部权力之争，此时叛军的出现，将这场皇权之争上升为领土主权之争，因为罗卜藏丹津不是策旺阿拉布坦，他的反叛之举不仅仅是要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是心存了更大的野心，要将青海，甚至是整个蒙古从大清帝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
一向以铁腕著称的皇上坚决不能容忍这种有损主权领土的反叛行为！从前对蒙古各部采取怀柔之策，本就是皇上心不甘情不愿之举，不过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自己的脸面，而是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以小的让步争取满蒙民族的大团结，而现在随着反叛的性质变成领土主权之争之后，也彻底地激了他血液中的狂暴因子，士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连夜会商诸臣。
表面上皇上是在会商诸臣，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打算听取群臣的意见，因为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会退让求和，必须立即还以颜色，以振朝威。
皇上做出正面交锋的决定实在是被叛军逼迫所致，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蒙古从大清版图上消失，做一个丧权辱国的帝王，那么就只有积极应战这一条出路，哪怕是被战争拖下水，并最终被拖下皇位，也没有任何后路可退。
做出积极应战的决策非常容易，而选择本方将领则要艰难了许多。在绝大多数朝臣的心目中，十四阿哥是应对这场战事的不二人选，然而此时十四阿哥还在遵化守皇陵，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十四阿哥与皇上志不同道不合，而十四阿哥又是以平定西北叛乱建立起的军功和丰碑，若是此次仍由他出任抚远大将军，败了当然不是皇上愿意看到的结果，而胜了也一样不能让皇上高兴起来，完全是除掉一头叛军之虎，又给自己养起一头内乱之虎，这笔买卖只赔不赚。
目前抚远大将军一职虚位以待，十四阿哥回京奔丧之际，前去接替他的延信也仅仅是接管抚远大将军信印，全面掌控西北事务，而非正式出任抚远大将军一职。延信虽然忠心耿耿，但是能力上的欠缺是不争的事实，此时战火已经熊熊点燃，延信面临的是真刀真枪的烽火战事，而不是和平年代的地方事务管理，延信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全面应战。
为此皇上实在是太过愁，十四阿哥坚决不能任用，延信能力欠缺，哪一个能担此重任呢？皇上心中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而且那个也确实是有足够的能力，但却不是皇上自己的心腹。真是难啊！
再是艰难也要尽快做出决策，毕竟战事不等人，叛军可是不会仁慈地给皇上留出充分思考的时间排兵布阵，为此只是一个晚上，皇上在思前想后一番，又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终于做出一项重要的决定，同时迅速出一道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
此道上谕简单通俗易懂，皇上通过上谕，告诫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地方官员，包括总督在内，都要秉命于年羹尧。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年二公子凭此成为凌驾于三省总督之上的特权人物。
虽然说战争年代特事特办、不拘一格，但是年羹尧能够获此殊荣也是极为罕见，就是先皇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赋予他这么大的权力。是皇上格外青睐并倚重他的国舅哥吗？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