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府宰相们理出章越与吕惠卿,曾布意见的不同了。
章越反对曾布的私铸,赞成吕惠卿的官铸。
同时反对吕惠卿折二折三折五钱,改用楮币来作为官方用钱。章越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货币的价格由民间来定而不是官方来定。
这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尔等皆菜矣,唯我独见万里。
吕惠卿闻言有所不满,已是露于言表道:“陛下,自朝廷为交子务以来,交子以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准备本钱三十六万贯,以新旧相因之法发行。”
“之后庆历战事一起便远超过一百二十五万贯之数,熙宁年间王韶又奏请将益州交子务设在熙河,以交引向青唐羌和党项人买马,但收效甚微。”
“熙河蕃人宁用盐钞,也不用交引,更不用说陕西百姓了,如今一贯交引之值在民间不过一百余文。除了加印盐钞一途没有他法。”
官交子基本已是玩完。
自民交子转为官交子后,一开始还比较节制,每年印一百二十五万交子,等三年为一界全部回收重印,以防止有人造假。
但之后民间伪造不绝,同时朝廷滥发,官交子信誉就败坏了。
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王韶觉得可以把青唐羌和党项人当作傻瓜耍,所以用交子与他们交易,事实上人家不上当。
而这个时空盐钞则取代了官交子。
吕惠卿说官交子再滥发肯定是行不通了,只有加印盐钞一途了。
曾布道:“此也行不通,如今盐钞是以解盐和漳盐为钱本,一旦滥发又去哪里作本?”
曾布的意思,解盐和漳盐每年出产都是有定额的,一旦超出定额滥发纸币,榷盐制度也要败坏。
章越道:“吕公,曾公请听我一言,交子自以钱对,盐钞自以盐对,所以民间方才信任……”
官家这时打断道:“不错,朕看来这交引,盐引皆始初须要本,待信后然后带得行。
只要出纳尽使民间信之,自不消本。”
官家的意思交子和盐钞之所以让老百姓信任,就是因为有准备金制度,交引的准备金是三十六万贯铁钱,盐钞就是解盐和漳盐。
但只要老百姓相信朝廷,其实准备金也不是太重要。
吕惠卿和曾布见官家这是明摆了支持章越啊,已是公然站台。
章越投桃报李地道:“陛下所言即是,只消自家有本钱便敢会钱,动则无钱谁肯会钱。”
“好一个人有钱,故而人人都愿意将钱借你,若一个人无钱,谁都不敢将钱借给你,臣在京中交引铺子里所见,家家都在铺里摆了金山钱山便是这个意思。”
“故臣有三策献给陛下,可解民间钱荒之局,重拾朝廷交引之信!”
三策?
两府相公都是看向章越,此子口气不小啊。但看来还是要救交引。
官家大喜过望,满怀信心地对章越道:“章卿快讲!”
章越道:“臣这第一策,便是重建币信,如今一贯交引不值两百文,其因就在于币信摇动。这几年交子务滥发交引,使其数日增,价亦日损,愈多愈贱,最后至交引折阅,要想重新称提,当以重建币信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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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不免心想,交子在民间几乎已无信誉可言,还有什么办法重建币信?
章越心想,常常听人评论说纸币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出现,其实这是错的,答桉是完全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北宋的交子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南宋的会子却成功了。
会子从宋高宗一直推行到贾似道为相。
南宋的钱荒比北宋的钱荒更严重,南宋朝廷的铸币量仅为北宋的二十分之一,可南宋的经济又比北宋更发达,所以是会子挽救了北宋经济,彻底消灭了钱荒。
会子的发行量是多少?
以端平入洛为例,绍定五年发行的会子一共是一亿三千三百五十五万贯,到了端平元年南宋发动收复三京的战争,一年所印会子已至四亿两千万贯,当然这次滥发引起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可仅以绍定五年的一亿三千万贯的会子发行量来衡量,与眼下熙宁年间一年两百万贯盐钞,一百多万贯交引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端平元年以前说明,会子是非常成功的。
有人言纸币对于宋朝是一等早熟的制度,但事实上一点也不早熟,最重要的是发行者能够管得住手,若管不住手哪怕美刀也要崩。
钱荒比通胀更可怕,当商业发展与货币不相匹配,就会严重限制经济。
从唐朝中期一直持续到北宋末期的钱荒,直到会子出现才得以解决,到了南宋末年弊病才为会子滥发的通货膨胀。
章越道:“为了重建币信,臣建议当力行回笼之法,首先允许百姓以税赋回笼交引,如此疏导壅塞,其次投放铸币,朝廷在民间以真金白银收购交引,其三回笼交引之后,按需铸币,杜绝小斗进,大斗出之举。”
会子能成功,很要紧的一点,会子不仅作为官员俸禄的折色发放,同时老百姓缴纳税赋时会子使用比例可以达到六成。
但交引就是只能官方给老百姓,当老百姓还给官方时,人家就不承认了。
众宰相们听章越回笼交引之法是三管齐下。
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办法可行不可行,在场都是政坛老手难道听不出来吗?连吕惠卿都没当堂反对,只是不知为何胸口一直起伏。
官家听了几乎击节叫好了,重建币信,说的太对了,一个信值千金万金。
“第二策便是严以重刑,敢伪造交引者必须重处。朝廷当明令天下,敢伪造交引者,轻则充军流放,重则处死,上至公卿,下至百姓,胆敢触此罪者,绝不姑息,定罚不饶。”
楮币最怕的就是造假,官铸货币造假者很多,而且大多都是权贵豪门,因为民间没有那么高超的制假技术。所以尽管有三年一次回收交引并全部销毁重造的制度,仍不能杜绝。
“其三严明交引之制法,并严明管理之道,臣以为可将交子务设在徽州,以此处楮树为木,所制之纸更胜过川纸……”
庙堂上章越将此三策娓娓道来,从唐的姚崇,宋璟,再到吕惠卿,蔡京,这是一条罢了多少宰相,且无穷无尽的弯路,然而随着三策地提来,似开出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