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桃知道丈夫这几天非常忙碌，从铁匠村来了的拉货马车，顺便捎来了丈夫的简短信件。
所谓信件其实就是一张粗糙的纸，它甚至连信封都没有，完全是夹在马车队领队的交接记录文件夹中。
信件是纯粹汉语写成，能完全读懂的也就杨桃一人，上面话颇有些肉麻，也依然不用保密。这些话可是令杨桃心跳加速，简单阅读后她就第一时间将其揉成一团，塞进衣兜，心里却是美滋滋。
娜塔莎对此非常好奇，杨桃也意外的态度强硬，以无可奉告的姿态拒绝透露，这反而令娜塔莎更加好奇。可惜，她估摸着就算是佩里娅（柳红秀）也无法获悉那张纸团上写的是什么。
杨桃终究耐不住娜塔莎的百般询问，简单透露道：“长官们这几天在开会，要挖马铃薯，要研究新武器，总之他们很忙。”
如果只是这些事，她犯不着突然心跳加速。
就在信件收到后的第二天，整个鲶鱼村确实骚动起来，始终待在医院救治伤病员的杨桃和娜塔莎也得知，整个游击共和国开始马铃薯收获了！此事本来就定在五月份，它真的到来了，杨桃还真有些心情激动。
丈夫的信件上也提到了新武器的研，就以他和设计局、兵工厂的高效率，新武器也能很快制造吧。至于新武器是什么，信件只字未提，杨桃对于武器制造一无所知因而并没有什么好奇心，她就在心里默默祝福，并将那份揉成一团的信件，再其背面写上自己的话，再托转运病号的车队带回去。
但信件第一时间不是交到杨明志手里，而是先拐了个弯被内务部的人看了一下。
难道苏联当局就真的对杨明志特别放心、特别重视？他们是很重视，有一点不放心在所难免。萨林奇金不适合大摇大摆的偷摸监察，他只能拜托手下暗中观察，这所谓的手下自然是耶莲京娜。
所以在这“夫妻家书”问题上，杨明志也算是玩了出阳谋。他故意写了很多肉麻的话，一来是真的想老婆，二来也是故意显摆一下复杂的汉字组合。毕竟自己的信件一定是被耶莲京娜那个女人看一遍，她绝对想不到，这些冗长的“象形文字”实际上让女人脸红心跳的情话。估计在其看来，这些方块的象形文字，和一种图画无异。
家书用汉字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因此让毛子看不懂，这就成了一种行为艺术。既然毛子看不懂，德国人也看不懂，这片地域真正了解这些汉字了，杨明志估摸着加上自己也就三人。
身为集团军司令，杨明志不得不特别重视情报保密。当前，现有的各电台始终是超负荷运行，上级空投了不少锰电池和手摇电机，很大程度缓解无线电报问题。但电台用久了也得保养，再者频繁的使用电台，德军也许会通过确定电波密集程度，确定苏军的精确方位。德军监听的可能性虽然几乎没有，若不进行一番保密也是不妥。
各集体农庄和其他定居点，日常的通信由邮差送信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随着控制区不断扩大，部队也必须做好防止被敌人缴获文件的措施，最好信使不被敌人干掉，就算文件被敌人拿走，他们若是看不懂不正是一种终极保密模式么？
就像是美国的“风语战士”，日本人怎么可能去了解土著纳瓦霍人的语言，更不说美国人的用这种语言编写了新型密码，以至于明语通信日军听得一清二楚，也无从了解。
这种手段也可用于这里，游击共和国，博大精深的汉字不就是特殊通信密码的最佳选择？！
杨明志知道，自己要在文件传递上下文章，还要把还在养病的刘红星拉到指挥部做电报员，自己当然可以通过权力落实这些事，但要让所有高级人员支持，先得证明汉字本身就能作为一种新型密码。
……
从那间病房里出来，杨桃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作为医护人员的她，当前已经不必再做什么手术，除非有伤员非常不老实执意剧烈运动，导致伤口迸裂流血，才有必要做手术，继续将伤口缝上。
五月初，战斗结束后被运回来的伤员，自然伤口是不严重的。在战斗的间隙，杨桃和娜塔莎无法使用麻药，就以简单粗暴的手段给伤者缝合伤口。
假如，那时候苏军也能掌握一点神奇的白药，这些伤员的枪伤能短时间内恢复的不错，可惜这绝不可能。那还是在抗联的岁月里，杨桃偶然听到了西北来的战友，声称南方来的军队使用了一种当地的止血药粉，这种白色的粉末甚至比缝合伤口的优质羊肠线还好用！
对于这种药粉杨桃纯粹是只闻其名，现在她掌握的也就是大量的磺胺粉末，这东西不能止血，却能杀死所有的“脏东西”让伤员不会得败血病。要让是伤口愈合，还是如缝衣服般用棉线缝合，在半个月后再拆线。
现在并非是拆线的时候，杨桃知道再过几天才是自己非常忙碌的时刻。
然而她很是很担心，因为有个特殊的女人正留在这个医院里，甚至是作为她的同事！那个女人，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引过骚乱！
这天上午，杨桃和娜塔莎的工作很是简单，即挨个床位的视察一下伤病员，并检查一下每个床位上挂着的名牌，与护士们的记录册。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酒精气味，挥的乙醇令细菌病毒大量死亡，但其蒸汽也令杨桃有些困窘。然毛子就是毛子，他们似乎天生对酒精严重缺乏意志力，养病的伤员在年轻漂亮的护士探查时，毫不犹豫的扯道：“这里真的是天堂，如果再能喝上一杯就太好了。”
杨桃小小年纪就已经在做外科医生，她充当护士只是顺便。如今游击共和国依旧严重缺乏医生护士，好在在半年前俘获的那批德国军医，他们为获得安全保障都选择了合作。
这些人不仅仅是直接做起本职工作，也开始训练本地妇女。要让对德国苦大仇深的俄国人完全放掉芥蒂，这非常困难，因而教育新护士的工作进行的也很艰难。
好在护士队伍比以前多了不少，很多妇女的技术过于生疏，她们的存在聊胜于无，主治医生们以及最高护士长莉莉娅，只能希望这些女人能快速在临床中学到技术。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