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就生在二月中旬，三月初，时间已经结束，不过余威还在。
苏咏霖强大的整军能力与果决的杀戮手段也让很多人都对他感到畏惧，但同时也感到敬佩。
他们亲眼看到苏咏霖以强大的武力干脆的杀人，对于反对者不留一丝情面。
同时他们也亲眼看到了苏咏霖整顿军务，更改军规军法，让军队号令清晰、条文明确，各种问题都能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
一团乱麻的局面很快就被理顺理清，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一切都变得和过去不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新颖、有活力。
所以他们稍微明白了为什么原先的胜捷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有些事情你真的不服不行。
你自己干不好，而有些人就是能很轻松地把问题全部解决掉，不佩服都不行。
苏咏霖完成了军队的整顿，整合了河北的军事力量，把他们全部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把军队的训练水平和组织度给拉上来，这样才算是有战斗力的军队。
精神是软实力，拳头是硬实力，光有精神还不够，不能只是追求站着死，得想方设法的站着活，乃至于站着把钱给挣钱了。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原先胜捷军的练兵条例也得到了贯彻落实，军队的本职工作到底还是打仗，军事技能不行，谈什么都是假的。
热火朝天的大练兵开始了。
而在这一计划进行的过程之中，苏咏霖意外地迎来了赵作良的拜访。
他可是真的没想到赵作良会来拜访他。
毕竟两人一直都是点头之交，他能感觉到赵作良对他的疏远和冷淡，乃至于若有若无的戒备。
当然，他也绝对谈不上对赵作良有什么好感。
只是赵作良和其他那些赵家族人比起来相对比较理智一点，办的事情也好看一点，不像赵开山那么莽。
这是苏咏霖打探到的消息，也是他对赵作良的基本看法。
但是赵作良来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冲着震撼他一整年来的。
赵作良亲自来和他谈婚事。
谈苏咏霖自己的婚事，对象是赵作良的女儿。
“苏将军年龄也不小了，正是应该谈婚论嫁的时候，老夫有一小女，年方二八，姿色秀丽，知书达礼，甚为聪慧，尚未婚配，不知苏将军可有中意之人？若是没有，小女如何？”
对于这个专门上门来说亲事的人，苏咏霖一时半会儿甚至感觉他是来搞事情的，是来闹着玩、找他寻开心的。
赵开山的族叔，常年辅佐赵开山治理家族，不可或缺的帮手。
那么近的关系，却来找我谈婚事？
怎么也不像是真的啊。
可是看着他十分严肃的表情，苏咏霖又觉得这个事情的确不太像是在开玩笑。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事可绝对不是可以用来开玩笑的。
尤其是他们这样的人家。
而且说老实话，婚恋市场上苏咏霖可不是什么抢手货。
这段时间以来，别说高门大户，连一般的地主豪强之家都没有流露出太大的想法。
偶尔有一些来探口风的，听上去也不是真心实意，搞得苏咏霖的婚事顿时有了点老大难的架势，就像是没人要一样。
这多少让声势日隆的苏咏霖集团有点尴尬。
但是这也让苏咏霖感觉到了在金廷的高压之下，自己的整个集团所处的真实的政治环境，以及整个河北的地方势力对自己的真实态度。
他们依然没有做出真正要投靠他而背弃金国的准备。
有些家族就算参加了叛乱，也是随之分家，只有一支族人跟着苏咏霖造反，还有一支做顺民。
有些家族则是干脆的不闻不问，做中立派，谁也不帮——或者说谁赢了帮谁。
众生百态那可真是一览无遗。
苏咏霖设想过这种尴尬会被某一个头铁的家族打破，但是他绝对没想过这个尴尬居然是由赵作良来打破的。
之前他听说赵开山在厉行反腐，结果反到了自己家人头上，把赵作良搞下去了，赵作良被逼辞职，交出了权力，回家去了。
他当时还觉得有点搞笑，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赵作良却出现在自己面前和自己谈论婚事。
赵作良可是赵开山叔叔级别的人物，再怎么说也是赵家的重要人物，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和自己谈婚事呢？
难道赵家内部已经有人觉得赵开山不靠谱，想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了？
虽然说赵开山的确是个坑货，但是此时此刻他依然处在得志时期，若是没有他这种分析能力，很难看得出赵开山正在走向灭亡。
这个时候做出背弃赵开山投靠他的决定，难不成是先知？
赵作良有这种水平？
“您是赵氏的元老，地位很高，关系很紧密，而据我所知，赵氏宗族对我的观感总体上是负面的，所以我的确想不通您会来这里与我谈论婚姻之事，能请您为我解惑吗？”
赵作良开门见山了，苏咏霖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也问得很直接。
两个都很直接的人谈起话来就会很舒服，没什么隔阂。
“这一次回乡，让我开始反思我这么多年来为了赵氏忙前忙后鞍马劳顿，到底是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最后还剩下些什么。”
赵作良开始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诉了苏咏霖。
从回家以后的一系列遭遇开始讲起，讲着讲着，委屈的味道溢于言表。
苏咏霖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
他没想到赵作良居然开始思考个人和宗族之间的关系。
这在现实政治中是个雷区。
是一个连皇帝都不会去触碰的雷区。
毫无疑问，在苏咏霖未来的道路规划之中，是有解体宗族这一目标的，固然方法不一，但是目标是一定的。
唐末五代以来，世家大族主导的士族政治走向毁灭，原先社会基层的政治结构被毁灭，社会基层的出现了权力的真空。
北宋建立之后，儒家思想日渐走向属于它的复兴。
儒家思想从东汉白虎观会议走向高峰之后，伴随着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就一直走下坡路，不复东汉时期的辉煌。
隋唐固然一统，但延续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局面，儒释道三家并行，儒家思想并未完全成为主流。
直到宋，随着军事上的日益保守，宋帝国需要一种可以充分保障皇权地位的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儒家思想完成了属于它的复兴，重新取回了国家宪法一样的地位。
儒家文人们把三纲五常粉刷一遍，重新请上舞台。
在这套框架之下，一个超稳定社会结构诞生了。
县以下的传统社会结构之中，宗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相当程度上，宗族才是地方上真正的基层管理者。
出于交通、行政成本和维稳成本等方方面面的考虑，封建统治者并不抗拒和传统宗族分享地方上的基层权力。
皇帝是天下人的宗主，家主是宗族的宗主，丈夫是家庭的宗主。
在各自的框架内，他们都拥有其他官员、宗族成员、家庭成员不可置疑的权力。
如果有人质疑，那么既得利益者就会正大光明的动用法律、族规、家法来惩戒叛逆者，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无数个家庭家庭组成宗族，无数个宗族组成国家，一环套着一环，一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有人可以享受到三纲五常带来的好处。
哪怕是个穷鬼，对自己的家人都有处置的权力，妻子孩子是不能违抗他的。
超稳定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且在极大的层面上降低了封建帝国对基层治理的成本。
因为所有三纲五常制度下的受益者都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一套制度。
而正是在宋朝，这一套制度又一次扬光大，社会稳定性较之前朝前所未有的增强，维持稳定的力量空前增强，极大的削减了宋廷的统治成本和维稳成本。
不需要把政权无限度的下移，不需要无限度的增加官吏开支，靠着统一的思想和三纲五常，宋廷也可以达到维持地方稳定的目标。
而宗族就是这一重要的介于平民和官府之间的维稳机构。
帝国财政从来不会多么宽裕，诸多支出项目之中，也只有养官的费用可以稍微马虎一点，能在这方面削减开支，统治者如何会反对呢？
这当然也无形之中增加了宗族在地方上的力量扩张，形成了官府和宗族共享权力的基层生态。
只是这一生态固然帮助帝国维持了稳定，削减了行政开支，但是也会在其他地方把这一红利给收回去。
从来没有两全的事情，统治者做判断的时候，经常会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判断。
这件事情也一样。
宗族降低了朝廷的统治成本和难度，帮助朝廷付出了统治成本和维稳成本，那么这个成本难道就是白送给朝廷的吗？
难道宗族是个慈善机构，免费为朝廷管理地方还要赠送赋税和动员水平吗？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