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泉州，广州有着并不逊色的城市建设和异域风情。
泉州那块主要有很多高丽日本以及中东、欧洲的商人，而广州这里则集中着很多东南亚地区乃至于印度地区的商人，二者侧重并不一样。
苏咏霖在这里视察了广州的市政，视察了这一带地区的交通状况和农业生产状况，主动和城市里的市民交谈，也外出和周边乡村的农民们交谈，更会与海上渔民交谈。
通过一番深入了解，苏咏霖现广州地区的情况和杭州、泉州等地方还不太一样。
明国通过二次明宋战争获得广州的控制权之后，也实行了复农政策，劝农劝耕，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市民人数并没有显著下降。
经过苏咏霖的实地考察和当地官员的汇报，苏咏霖现这是因为开较晚所导致的问题。
因为开较晚，人口不多，所以这一地区的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还不是很大，且主要人口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珠三角以外还有十分广大的待开区域，远没有到杭州泉州那一地区的恶性内卷的程度。
当然，这里绝不是什么人间仙境，阶级矛盾同样尖锐。
没开的土地的确还有很多，但是已经开的土地大部分都在地主豪强手里，普通农民要么选择开荒，要么选择进城务工。
开土地不是说今天一把火一烧就能开始种地了。
从一块荒地到可以生长粮食的良田，要经历很多道流程，要翻土，要排水，要除草，要施肥，许多许多步骤，起码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来伺候土地，期间需要付出的成本非常大。
地主豪强们拥有最强的资本，本该承担这一工作，但是他们不，他们不想承担开垦成本，他们想白嫖。
于是他们就串通官府，抢夺自耕农们辛辛苦苦已经开垦好的土地，逼着自耕农承担开垦成本，他们坐享其成。
自耕农们斗不过有官府拉偏架的地主豪强，只能被迫离开家园，重新找荒地开垦，废了老牛鼻子劲儿终于开垦成功了，付出不知多少精力和时间乃至于生命，终于，荒地变成良田了，可以产出粮食了。
结果地主老爷们笑眯眯的又来了。
时间一长，自耕农们现自己根本保不住好不容易开垦出来的土地，所有投入成本全都白费了，根本不可能翻身致富。
于是他们放弃了挣扎，躺平，进入广州城谋生，不做农民了。
于是岭南之地的开进程就缓缓停滞下来，在没有新的韭菜南下进入这一地区并且天真的进行开垦之前，这一地区的开程度将长期持平，很难继续推进。
除了极少数良绅会拿出一些成本组织农民们开垦荒地之外，大部分地主豪强们都不会费时费力开垦荒地。
只要还有自耕农，他们就能通过自己的权势做无本买卖。
能躺着挣钱，为什么要下地劳动？
自耕农们被地主们剥削的差不多了失去开荒地的动力了之后，地主豪强们也不会拿钱出来开皇帝，而是开始摆烂。
大家一起躺下不作为，反正让我们出钱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出钱的。
这种状态再叠加上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便长期被中央政府无视，视作蛮荒苦热之地，不愿意投入资源，遂长期不能挥真正的价值。
这一现状其实也给明国带来了不少麻烦。
到明国控制广州的时候，先就把在战争中获得的土地整理一下，准备分给农民耕种，先建立一批新农村做示范区，然后再动土地革命，号召农民们站起来反抗地主。
然而他们却现广州城内数量庞大的市民之中愿意回去做农民的人并不多。
很多市民更加愿意经商做生意出海，反倒不愿意做回农民耕田种地了。
虽然经商出海做生意风险大，但是回报也很高。
有些人运气好，收入比做农民高多了，也有些人运气更好，人也聪明，靠着出海经商赚了大钱，过上了很好的日子。
广州港商贸繁荣，货物吞吐量全球独一档，只要去港口，只要是个劳动人口，总能找到活做，而且收入还不算很低。
稍微省着点，攒点钱，苦个几年，自己也能混条船做做小生意，或者开个店铺卖点吃的喝的，也能赚钱。
然后就能张罗着娶媳妇儿生子了。
在这种地方民间嫁娶倒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更遑论很多穷苦人家卖儿鬻女，价格低廉，买个媳妇回去传宗接代并不是难事，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
这日子就能过下去了。
而做农民
你明国说的好听，土地是我们的，鬼知道你啥时候又要把土地收回去变成你们的，辛辛苦苦一整年，到头来啥都得不到。
开垦荒地那是更不可能，不可能开垦荒地的，这辈子都不会开垦荒地的，只能打打渔做做生意啥的混口饭吃不至于饿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靠着汪洋大海，总不至于被饿死。
分土地之类的鬼话我们听的多了，当年那群地主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斗不过，躺平还不行吗？
除非你们把大海都给收走，那算你们本事。
不少官员和复兴会会员去给市民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被市民们阴阳怪气一顿，表达了充分的不信任感，所以一点脾气都没有。
为此，他们在心里已经把那些该死的地主老财骂到了祖宗十八代。
可是骂归骂，整个广州的劝农劝耕工作还是很不好做。
一直到苏咏霖抵达广州之前，官府都没有大规模展开土地革命，手中掌握的开垦好的成品土地也没有完全划分出去，更别说组织人力开荒了、扩大生产了。
只有复兴会员和驻军能在官府的请求下帮忙开垦荒地，其他除非花钱雇佣人手，以做工的方式让市民帮着做农活，还要日结工资，否则招募职业农民是招募不到的。
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好。
所以苏咏霖抵达广州之后，在农业问题研讨会上，甚至有人提出干脆重整行业生态算了，总不能让土地就那么荒芜着，做生意赚再多的钱，也不如地里长出来的粮食重要，重农抑商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应该限制城市人口从事工商业，用法律把他们赶回农村做农民。
对于这种想法，苏咏霖感到了错愕。
他不知道为什么广州的官员会提出这样的想法。
然后便是怒火上涌，大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