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巨子既是导师，又是领，
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予夺之权，
可谓说一不二，令行禁止，
一呼百应，绝对权威。
为了正义与公平
十天十夜后，墨子到了郢都。[1]
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是楚国的国都。墨子千里迢迢赶到郢都，是为了救宋国。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来见公输盘。
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请先生做了他。
公输盘不高兴。
墨子说：在下愿付黄金二百两。[2]
公输盘更不高兴了。他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鄙人恪守正义，从不胡乱杀人。
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明了云梯，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去争夺多余的，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
公输盘没有话说。
于是，墨子又请公输盘带他去见楚王。
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家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家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家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病人。这人有盗窃病！
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进攻人家，这跟那病人有什么两样？
楚王也没有话说。
然而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墨子便解下腰带围作城池，用小木片作为器械，跟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下来，公输技穷，墨子的招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他以为那样一来，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读如骨，釐读如离）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和器械，正驻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送死。
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成功营救了宋国的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回家。路过宋城时，天降大雨。墨子想进城避雨，守城的不让进。可见至少这时墨子并不是宋国大夫，宋人也不认识他。他的救宋，当然也非宋国所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管这闲事？
为了公平与正义。
公平与正义，是墨子毕生的追求，也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在他们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便正在于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墨子说，一个人，如果溜进人家的果园偷桃窃李，大家都说他不对，官府也要追究责任，因为他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罪过又重；偷牛偷马，更重。如果杀人放火，那就罪大恶极。
这，就叫公平正义。
所以，杀一个人，就有一重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罪。那么，杀一万个人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万重罪？
不，无罪。岂止无罪，而且有功，因为这一万个人是在战场上杀的。于是人们都说，这叫英雄业绩，叫为国争光，完全不管那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春秋战国，有正义战争吗？没有，都是侵略战争。动侵略战争，跟打家劫舍有区别吗？没有。只不过由于明火执仗，只能更无耻。这种无耻行径，难道因为动用了国家的名义，就变成正义的了吗？[3]
更无耻的是，诸侯们不但侵略别人的国家，屠杀别国的人民，掠夺人家的财产，还居然要“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向子孙后代炫耀。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人抢粮抢东西，然后也记录在案，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显然不行。
同样的事，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侯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小民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4]
春秋战国重要战争举例
名称 时间 经过
繻葛之战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 郑庄公谋霸，败周室联军
长勺之战 周庄王十三年（前684） 齐桓公报鲁助公子纠仇，败于长勺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五年（前638） 宋楚争霸中原，楚败宋
商密之战 周襄王十七年（前636） 秦晋伐鄀，用计离间取胜
城濮之战 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 晋楚争霸中原，晋败楚
崤之战 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7） 晋秦争霸，晋在崤山伏击秦军，全歼之
鄢陵之战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 晋楚再次争霸，晋再败楚
鸡父之战 周敬王元年（前519） 吴楚争要地，吴败楚联军
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 齐围魏救赵，败魏于桂陵
马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 魏霸称王伐韩，齐救之，败魏于马陵
函谷关之战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 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军合纵攻秦，败于函谷关
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 秦白起率军决战赵军，全胜
“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最早出自《孟子》，见《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春秋既已如此，战国更不待言。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与正义！
没有公平正义的原因既然是没有爱，那么，救世之方就只能是兼爱。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兼，即一视同仁；交，即有来有往。前者讲平等，后者讲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义。公平正义，是不是要靠兼爱来实现，而且也只有兼爱才能实现？[5]
墨子认为是。
那么，仁爱不行吗？
不行。因为兼爱无差别，仁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等级，不平等就难公平。没有公平，又哪有正义？其结果，也只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因此，墨子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兼爱的旗帜。这旗帜上写着八个大字：互爱互利，公平正义。
请问，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主义。
那就来探个究竟。
墨家社会主义
墨子主张的合理社会，是劳动者的天堂。
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墨子高度肯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墨子说，动物是不必男耕女织的，因为羽毛就是衣服，蹄爪就是鞋子，水草就是粮食。人，却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劳动则不得食。[6]
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这一点，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当然应该是出力的得，不出力的不得，多出力的多得，少出力的少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往往出力最少甚至完全不出力，叫“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7]
墨子把这种现象称为“无故富贵”。[8]
这很不合理，非改革不可。
墨子的方案，是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
先，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做贡献。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贡献则有分工不同，叫“分事”，比如君王搞政治，士人当助理，农民种庄稼，妇人做纺织。这些都是劳动，也都有理由有资格按照贡献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这就是自食其力，按劳分配。[9]
其次，既然按劳取酬，那么，为了体现公平，社会也应该保证所有人都“各从事其所能”，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挥。这就是各尽所能。[10]
第三，既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便地位卑贱如农民、工人、商贩，只要有能力，也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相反，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没有能力也不能做官。总之，尊卑贵贱，都必须根据能力、表现和贡献进行调整，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是机会均等。[11]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堪称振聋聩，不能不让人惊叹。因此，此说一出，便立即风靡天下，成为孔子之后与杨朱齐名的两大显学之一（杨朱的学说详见本书第三章）。
然而好景不长。风行一时的墨家思想，很快就销声匿迹，墨子本人也被遗忘。司马迁的《史记》中，墨子的生平甚至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12]
杨朱更惨，一个字都没有。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独尊儒术所使然。事实上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此不但有“外儒内法”，而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迫成为“地下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墨子的主义和践行都有问题。
先是没有依据。儒家的主张是有依据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就是历史依据；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就是人性依据。墨子的主张，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既无依据，也没有办法。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没有一件能成功，没有一件能推广，也没有一件能持久。
当然不可能成功，因为做一个“墨家社会主义者”太苦太累太难：穿粗布衣服，着草鞋木屐，整天干活不休息，弄得小腿上没有粗毛，腿肚子上没有细毛，非如此不能叫“禹道”，不能算“墨者”。[13]
这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没错，墨子主张公平正义，这是我们要的；主张人类幸福，也是我们要的。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却要靠吃苦耐劳、赴汤蹈火去实现；他许诺的人类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苦哈哈的。也许，在墨子看来，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就是幸福。如果像他这样，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芸芸众生就更应该欢欣鼓舞，感恩戴德。
可惜他想错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既要平等，也要过好日子。人人破衣烂衫，餐餐粗茶淡饭，天天劳动不止，还不准有娱乐活动，这样的日子恐怕没人想过。[14]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墨家“反天下之心”了。反天下之心，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强制推行，则“天下不堪”。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奈天下何！[15]
那么，庄子他们又是什么主张？
两种“无政府”
庄子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
笼统地说，道家是不喜欢政府，也不喜欢领导的。至少，庄子和庄子学派不喜欢。他们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没有。就算不能取消，也得等于没有。形象的说法，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标枝，就是树顶上的叶子。它存在吗？存在。管事吗？不管。[16]
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道家的基本观点，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因此，正如最好的社会不需要拯救，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形同虚设，或若有若无，至少应该看不见。
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太上，下知有之”。
这句话，也有版本写作“不知有之”。不知有之，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下知有之，则是仅仅知道有领导而已，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
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巴结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叫“侮之”。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17]
但，上如标枝也好，不知有之也罢，都说明政府和领导是可以不要的。
那么，道家为什么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从没说过不要政府，但主张政府不要作为。老子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总之，天下大乱，就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18]
但，统治者为什么有为？
多欲。
在老子看来，一切作为都起源于欲望。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这就叫“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19]
那该怎么办？
寡欲。
然而欲望这东西，其实人人都有。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
为此，老子提出了他的“三不原则”。
第一，不选贤任能。因为只有不推崇贤才和能人，人民没有了学习榜样，才不会竞争。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二，不器重宝物。因为只有不把奇珍异宝当回事，才不会有人萌生偷窃之意。这就叫“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不炫耀可能引和激起贪欲的东西。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不展示欲望，才能让人民清心寡欲。这就叫“不见（现）可欲，使民心不乱”。[20]
呵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道理老先生懂。
所以，老子不但要求统治者清心寡欲，而且希望他们弱智无能。因为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叫“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相反，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21]
看来，最好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浑浑噩噩。
于是，老子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人民群众，要简化其思想，填饱其肚子，削弱其志向，强壮其身体，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
很清楚，为了让“知者不敢为”，必须“常使民无知无欲”，当然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但如此这般，岂非舒舒服服，变成动物？[22]
正是。
问题在于：为什么？
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装，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23]
至少，也得“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能行吗？
当然行。老子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潜移默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走上正轨；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渐富裕；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纯朴。这就叫“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5]
一句话：“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还是“无为而治”好。无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里，但凡可以称之为“大”的，必定是“无”，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为大治。[27]
实际上，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因此老子的观点，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看来，老子并非真无为。他是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这就跟庄子有所不同。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上如标枝”，才能保证“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么，要政府干什么？
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
这是两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
有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也有“有为”和“无为”的不同排列组合：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至于“以有为求无为”，则将由禅宗来代表。
那么此刻，墨子、老子、庄子，谁结出了果实？
老子。
果实是谁？
韩非。
无为的专制
跟老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君主无为。
君主无为，理由有三。
先，君无为，才尊贵。
韩非说，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上无与伦比。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整天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然而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还是大家去忙合算？是君主一个人忙可行，还是大家去忙可行？不用说吧！
第三，君无为，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如果君主还表现出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底牌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了神秘感，君主还怎么当？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悚）惧乎下”。[29]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详见本书第五章）。
韩非却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对于这一点，韩非也毫不讳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无为，就因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基本上无需权力。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张“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因此，尽管老和庄有区别，但，无中心甚至无政府，却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无为而治”，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垂拱而治”。孔子认为，一种好的政治，就应该像“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自然而然。只不过，这种好的政治来自道德。执政者必须“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才有可能像北极星那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31]
没错，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当然，这些“北辰”也并非什么都不做。比如“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臣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便是君王要做的。他们需要做这些事，也必须做这些事。[32]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净”，也很“单纯”。[33]
显然，这是一种专制。
然而这种专制却又是无为的。这不仅因为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还因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治”。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做“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34]
也就是说，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专制，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人不治，法来治。
人不专制，法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必须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韩非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这就叫“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蚁社会”。
没错。四体不勤大腹便便稳坐中央的君主，是蜂王或蚁后；那些什么想法都没有，只知道按照法定程序做贡献的臣民，是工蜂和工蚁。
这样的社会，也会有人喜欢吗？
有。
谁会喜欢？
墨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墨家主张的，也是“蜂蚁社会”。
没错，法家在墨家之后，墨子在韩非之前。法家兴起时，墨家已经衰亡。因此，墨家不可能去赞成韩非。但如前所说，墨法两家，既根本对立，又相互同情。那么，他们殊途同归，不可能吗？
完全可能，主张“蜂蚁社会”就是。
当然，这种相同，只不过不约而同。事实上，墨法两家的蜂蚁社会，只有结构是相同的。其余，则性质不同，起因不同，实现方式也不同。韩非是“国家主义者”。他的主张只能用于国家，也只能靠君主去实现。墨子却是“社会主义者”。他的主张，自己就能实践。
在哪里实践？
在组织中。
与儒、道、法三家不同，墨家不仅是一个学派，也是团体，甚至是一种准军事组织。组织的成员叫“墨者”，组织的领袖叫“巨子”。巨子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导师，又是领，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予夺之权，可谓说一不二，令行禁止，一呼百应，绝对权威。
墨子本人就是这样。
据说，墨子当巨子时，手下有一百八十人。他们忠心耿耿，训练有素，同心同德。只要墨子一声令下，跳进火海走进刀山，脚后跟都不会转一下，迎着死亡就上去了，叫“赴火蹈刃，死不还踵”。[35]
照这架势，如果领袖要他们做人肉炸弹，估计也干。
黑社会吗？恐怖组织吗？
不，和平组织。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组成墨家团体的应该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爱和平，勤劳动，能吃苦，守纪律，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墨子本人，更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就跟商鞅和韩非要建立和维护的集权主义王国完全两样，怎么也是蜂蚁社会？
因为理想，因为价值观。
那么，墨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又是什么？
公平与正义，还有平等。
的确，墨家是追求平等的。实际上他们反对仁爱，主张兼爱，就因为仁爱有等级，兼爱讲平等。墨子主张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也为了追求平等。
墨家的这一追求，倒是跟法家相同。法家也是讲平等的。法家的主张，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已由商鞅的实践证明。商鞅虽然没能法办太子，却法办了太子的师傅，也算“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何况法家的主张，还有“君主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更不难做到。因为在法家的系统中，臣民本来就是君主的工蜂和工蚁，有什么区别？
所以，法家讲平等，没问题。
法家没问题，道家也没有。道家的主张，是“道的面前人人平等”。这可是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实现。同样，儒家也没问题，因为儒家根本就不讲什么平等。他们的主张是对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有问题的，唯独墨家。
什么问题？
一个社会人人平等，一旦意见分歧，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现实，不能不回答。
韩非的办法是“唯法”，墨子的办法是“尚同”。
唯法好理解，就是一切听法的。包括君主自己，也得依法行政，唯法是从。这就叫“动无非法”，也就叫“以法治国”。实际上，只要能“奉公法，废私术”，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就平等。[36]
那么，什么是尚同？
尚就是上，尚同就是上同，也就是同上。换句话说，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统一于上级，最终统一于上天。而且，这种统一是绝对的，毫无价钱可讲，叫“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
显然，这是一种绝对的服从。
绝对服从对于一个准军事组织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完全必需的。问题是，下级固然人多嘴杂，上级也并非只有一人，那又怎么办？
墨子的办法，是“逐级尚同”。
所谓“逐级尚同”，就是村民意见分歧，由里长统一意见。里长统一不了，听乡长的。乡民意见分歧，由乡长统一意见。乡长统一不了，听国君的。国民意见分歧，由国君统一意见。国君统一不了，听天子的。天子是最高权威。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37]
这办法，可谓“墨家民主集中制”。
表面上看，这里面有“民主”。墨子规定，下级和群众有意见，可以提，上级也要听。但他同时又规定，如果下级和群众不反映情况，要受惩罚。那么请问，这种所谓的“民主”，究竟是权利呢，还是义务？[38]
何况更重要的，是“集中”。而且，按照逐级尚同的逻辑，最高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裁判权，还在天子。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天子才真是“说了算”，其他人不过“算说了”。
这是什么？
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甚至独裁。
在这样的制度下，组织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领袖的权力也必定是绝对化的，墨家团体变成蜂蚁社会更不足为奇。因为那些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基层群众，本来就像工蜂和工蚁。就连大大小小的官员，也不过是包工头。[39]
墨法两家，终于殊途同归。尽管那蜂蚁社会，墨家的是民间团体，法家的是国家组织；墨家是为了平等，法家是为了集权。但最终会走向专制，是一样的。
这时，也许就该听听儒家的主张了。
儒家小康社会
如果说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那么，儒家的主张便可以说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这就是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也是宗法社会，至少西周的是。按照西周封建制度，周王是上天的儿子，天子。诸侯是周王的儿子，王子。大夫是诸侯的儿子，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儿子，士子或君子。呵呵，他们本来就是父子。[40]
何况不是父子也没关系，可以看作是，因为配套的还有礼乐制。礼乐制讲“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爱亲人；尊尊，就是尊敬尊者。没有父子关系的人如何尊尊亲亲？把君看作父，把臣看作子。
父子君臣，是人际关系的重中之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会，儒家管它叫“小康”。
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41]
大同和小康，是两种社会，也是两个时代。在大同之世，人们讲诚信，爱和平，男人有职业，女人有归宿，弱势群体有人照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样的社会，墨家当然也喜欢。因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很符合兼爱的原则；“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符合尚贤和非攻的主张。至于“谋闭而不兴（没人搞阴谋诡计），盗窃乱贼而不作”，说明是“无为而治”，因此道家也喜欢。
儒、墨、道都喜欢，大同社会岂非很好？
看起来是。
可惜好景不长。夏以后，中国进入小康。从此，所有人都只爱自己的父母，只疼自己的孩子，人人为己，财产私有，职位世袭。于是，人们筑建城池，确定礼义，划分领地，豢养爪牙，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保护财产，不能够规范关系。结果是什么呢？
阴谋也有了，战争也有了。
这样看，小康岂非不如大同？
未必。
什么是大同？什么是小康？按照儒家的说法，前者“天下为公”，后者“天下为家”。天下为公，就是公有；天下为家，就是家有。与公有相反的，原本应该是私有（个人所有）。但在中国，却从来只有“家有”（家庭或家族所有）。这是中国式所有制的紧要之处。
那么，什么东西由公有变成了家有？
财产和权力。
因此，小康之世有两大特点，一是财产家有，二是职位世袭，其实是财产和职位都在家族内代代相传。这就叫“家天下”。由此产生的，是“家国一体”的制度。至于建城和制礼，不过配套措施。
然而这配套措施，却揭示了一个秘密——
小康之世是文明时代。
是的，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小康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岂非证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其实是由野蛮进入了文明？
这是一种进步。
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的帷幕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来揭开。因此，为了文明，人类不得不付出道德堕落的代价。[42]
但道家不这么看。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43]
意思很清楚：道德一旦滑坡，就刹不住车。事实上儒家也承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因为“大道既隐”。所以，前者才叫大同，后者才叫小康。一大一小，岂非高下立现？
更要命的是，历史完全证明老子所言不虚。
是的，大同就是“道的时代”，小康就是“德的时代”。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到荀子的时代，岂非早就一塌糊涂？
以德治国，仁爱救世，都相继破产，似乎出路只能是退回道的时代。但，大同之世就当真那么好？尧舜禹不就明争暗斗，黄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
没错，女娲或伏羲那会儿，确实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用的。大同之世为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物质匮乏，根本就没得偷。
这样的时代，你还想回去吗？
就算想，又回得去吗？
法家认为回不去。在他们看来，不要说大同，就连小康也一去不复返。能争取到治世，就不错。既然是治世，那就要治。谁来治？君王。怎么治？依法。反正，大道没了，就不要谈道，谈谈术就好。
儒家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大道没了，还可以有中道。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这是中等之道，也是中庸之道，而其他三家却总是剑走偏锋。比如墨子尚同，韩非实君，结果是有君权无民权。庄子无君，老子虚君，结果是君权和民权都没有。
那么，什么社会能兼顾君权和民权呢？小康。这个问题，孔子说得不多。讲得多的，是孟子。
那就来听孟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