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在不与大明开战的前提下实现对某个区域的实际控制，海汉这些年已经做过了各种尝试，对此也拥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其实也并不是像陈一鑫所说的那样，只通过贸易活动的渗透就能逐步掌控该地区，甚至完全架空当地官府。所有或明或暗的手段，都要以海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否则就算海汉再怎么善于经营，也只不过是官府眼中的一只肥羊罢了。
海汉在福山县的成功，先便是得益于芝罘岛军事基地的存在，正是在建立了这个据点之后，海汉才得以在山东地区展开贸易活动。如果海汉现在要尝试将控制区扩大至整个登州，甚至更大的范围，那么仅仅依靠贸易活动恐怕还很难顺利达成目的。
不过在对外的宣传中，海汉绝对不会提及自己使用军事手段控制这些地区的做法。尽管马东强的身份是陈一鑫的老丈人，但在谈及这些敏感话题的时候，陈一鑫的说辞也仍是极为谨慎，以免日后老丈人向外转达自己意思的时候让人给拿了把柄。
马东强倒是没有被这个委任冲昏了头脑，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够得到陈一鑫的信任，这种信任并不是源自自己的能力出众，而是来自双方联姻后的利益关联，父凭女贵才会得到海汉的大力扶持，享受到各种特别的优待。而这个山海会负责人的职位，当然也是这种特殊待遇的又一例证。
以马东强的能力，如果只专注自家产业，倒也还能在海汉的扶持之下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让马家逐渐成长为山东数得上号的民间豪商。但要让他来管理一家商会，与山东各地方方面面的人物打交道运营人脉，这对他来说的确有些勉为其难了。
如果陈一鑫硬要把这差事交到他手上，那今后经营方面出了什么问题，或是山海会的运作效果不甚理想，这责任可都是要算在他马东强身上了。
“贤婿，这安排……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你又长期不在山东，要是这山海会有什么突状况，我连找个人请示都不方便。”马东强考虑再三，还是很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陈一鑫倒是很淡定：“岳父不用担心，山海会的事务会有郝部长把关，如果有什么棘手的事情，他也会代为处理。”
郝万清是什么身份，虽然陈一鑫从未明示，但时间长了马东强倒也大致知道一些，知道这位爷所行之事有很多都见不得光，但其权限也相当大，就连陈一鑫也要礼让三分。看样子这山海会其实也是为郝万清行事方便而提供的一个掩护，马东强虽然是名义上的会长，但遇到重大事件，拍板的人却可能是位于幕后的郝万清。
不过这样也好，有郝万清在幕后担着，马东强也不用再担心自己无法管理这个商业组织。不该自己去管的事，就装作不知道好了。但陈一鑫已经坦承会像控制福山县一样逐渐对登州起行动，这山海会的作用肯定就不只是一个商会而已了。
在陈一鑫的规划中，山海会的组建是海汉在山东扩大影响力的一颗重要棋子，同时也是海汉将实际控制区扩展到福山县之外的一个必要条件。
目前登州府下辖有宁海州、蓬莱县、黄县、福山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和文登县，但当下若论富足程度，福山县已经在短短几年内拉开其他地区一大截了。而此次的山东大乱期间，登州遭受难民潮冲击之后受到影响最小的地方，反而就是难民涌入数量最多的福山县。
富足、安定，展形势一片大好，这些显而易见的特点自然都是因为有海汉在背后操作。福山县的良好运作为其他周边地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同时也会慢慢打消民众对海汉的猜忌。虽然以和平的方式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力会比使用军事手段所需的时间长得多，但以海汉目前在北方的投入状况，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占领面积太广阔的地区，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反而更为适合。
当然对于拥有特殊资源的地区，海汉所将采取的手段会更为直接一些。比如已经找到新矿脉的招远地区，当地的黄金矿藏就值得海汉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了。不过目前在招远县仍有大量难民聚集，想开采当地的金矿还得等到本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之后才便于动手。
海汉在登州的这些动作，虽然瞒不过大明的耳目，但当下大明也已经顾不上跟海汉去计较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清军这一次的入侵纵跨京畿与山东地区两千余里，失陷的大小城镇共六十余处，被掳走人口数以十万计，物资钱财无数，对于交战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明军在长达半年的交战中竟然未能取得一场像样的大胜，却折损了好几万兵力。
这一场战争虽然最后是以清军主动退兵收场，但大明的形势却并未因为敌人撤退而好转，京畿及山东有很多地方都变成了无人区，社会生产完全停滞，所受损的国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恢复。
而因为这场战争背井离乡变成难民的人口，要比清军掳走的还要更多。由于在冬季逃难过程中缺衣少食，很多人甚至都没能撑到战争结束。即便按照最为保守的估计，大明在这场战事中损失的人口也在四十万以上。
此外难民潮所致之处，很多地方都根本无法负担赈济难民所需的粮食物资，这也导致了各种次生灾害的爆。仅在济南府周边的东昌府、兖州府、青州府等地，就生了大大小小数十起的流民暴乱，甚至出现了上千流民聚集起来攻打县城的闹剧。
这或许有来自中原地区的农民军势力在暗中使坏，或许是侥幸存活下来的乱军想趁火打劫，但客观上已经是让这些地区陷入了第二波的混乱。而官府也无从判断哪些人是真难民，哪些人是潜伏其中的乱民，一旦现不对就只能用粗暴的方式来杜绝隐患，但这也往往导致了更为激烈的冲突。
这么大的乱子，朝廷肯定要在事后追究责任，但这个锅肯定不能由最高决策者来背，那就只能清算各级地方官府抗清不力的罪责了。
原本这个背锅的人选应当是制定应对策略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但这位杨大人又岂肯自行背锅，便上书启奏了地方各级官府和明军的五大罪状。
一是守边失机，二是残破城邑，三是失陷藩封，四是失亡主帅，五是拥兵观望。于是经过他一番巧妙的推脱甩锅操作，崇祯下旨处理了一大批替罪羊。
这其中包括了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及其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包括那位一心想在德州设立防线阻击清军的山东巡抚颜继祖，共计三十六名官员以死罪论处。至于被贬被削的官员，数目更是几倍于此，可谓是一场官场巨震。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原本历史上在这场战事中不幸战死的兵部侍郎卢象升，倒是侥幸活了下来。这客观上也得益于海汉早先向其提供的一些武器装备，其中的二十门火炮帮助卢象升在最后关头守住了贾庄，击退了清军的围攻。只是他上面还有杨嗣昌这个家伙压着，免不了也被硬塞了轻敌畏战一类的罪名，如果不是有实打实的几百颗清军人头抵罪，那他的兵部侍郎职位估计也会被贬了。
处置了这么多的官员，但朝堂上真正的决策者却毫无损，这就相当于是在诏告天下，输掉战争的是各级地方文武官员，而不是朱家统治下的大明。
而这一口气腾出来的几十个高级官位，自然也是引来了许多人的觊觎，围绕这些官位所展开的勾心斗角和利益交换，让整个朝廷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放到本可以左右局势的海汉身上。
没有人敢在朝堂上提及为何当初清军入侵，大明不及时向海汉请求支援，如果海汉能像救助朝鲜那样派出军队入明作战，那么依托京畿地区的纵深防御带，也未必就不能把清军挡在京城以北的山区。
如果追究此事，那就是在打崇祯的脸，因为当初否决对外寻求援助的人，正是崇祯皇帝。但实际上在长达半年的交战中，明军为数不多打得比较像样的战斗，参战部队几乎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海汉出产的武器。
特别是侥幸在巨鹿贾庄逃过清军围攻的卢象升部，所装备的二十门海汉火炮和四百支海汉出产的火枪，在与清军的交战中挥出了相当不错的作战效能，让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清军最后不得不主动放弃了对贾庄的围攻。
这样的战绩虽然没能在战后得到朝廷的公开嘉奖，但像卢象升这样的亲历者又岂能不知自己击退清军的秘诀是什么。所以在清军退兵之后，他也上书朝廷，建议让兵部联系海汉，大批购入海汉武器，并聘请海汉军官操训明军，以演练更为先进的火器战术。
然而兵部尚书杨嗣昌却明确反对卢象升的提议，他的理由是海汉虽然是名义上的军事盟友，但如今却公然占领着大明多处领土，而且丝毫没有要将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归还大明的打算。此外海汉还别具用心地裹挟了安南、朝鲜这些传统的大明藩属国，让这些小国脱离大明的藩属体系，实在是有损天国上朝的权威。
而对于卢象升一直大力推荐的海汉武器，杨嗣昌也声称完全可以让工部的军器局、兵杖局、火药局等部门对海汉枪炮进行仿制，而无需在军费紧张的状况下还动用巨额钱财去购入海汉武器，卢象升坚持要购买海汉所产武器，恐怕是要从中收受好处云云。
崇祯一琢磨，似乎也的确是这个道理，如今国库空虚，要购买昂贵的海汉武器，那恐怕又得向民间加征赋税，但既然这些武器能仿制，那我何必还要花高价买。至于卢象升的建议到底是自肺腑还是为了私利，崇祯也懒得去琢磨真相，他只希望能够尽快让大明的边防部队都装备上更好的武器，将北方的恶邻堵在国境之外，这样才能有时间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崇祯与杨嗣昌都是不懂兵工技术之人，又没有亲自上过战场见识海汉武器的作战威力，所知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各种书面和口头汇报，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就见鬼了。更何况杨嗣昌此人私心颇重，一心要打压卢象升，以免被他拿了战功之后顶掉自己的位置，又岂肯让朝廷动用资源去提升卢象升麾下部队的战斗力。
于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卢象升的提议也完全没能获得朝廷的重视，倒是杨嗣昌提出的加征练饷方案，没费什么周折就获得了崇祯的肯。
杨嗣昌建议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辽东、蓟镇，及保定、畿辅、山东、河北各镇，由各总镇、巡抚、总兵分练精兵，东西策应，闻警即至。至于所需的军费，就通过增加民间赋税来获得。
于是原本就要加征辽饷、剿饷的地方，如今又得再增加一道练饷，全国为此要向民间多征收七百三十万两白银，而几种加征的战争赋税算在一起，竟然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这让无数原本就已十分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特别是中原农民军活动频繁的地区，有更多的民众会因为无法负担这些饷银而被迫加入到造反的队伍中。
当然这些长远的弊端暂时还未显现出来，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会意识到这样压榨民间的后果。但朝堂上的看法是要不顾一切先挡住清军的年年入侵，再来慢慢解决内部矛盾，所以也根本没人能说服崇祯优先考虑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