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行宫里，充做大殿的大帐内，天子及朝臣正在听学者讲经论史，主讲的学者，为经学名家刘炫、刘焯，此刻，两位不是朝堂高官，而是以饱学大儒身份，用儒学经典为工具，为天子解惑。
天子的困惑，来自《梁书》，来自于梁武帝的不得善终，对此，必须要弄个明白，以免重蹈覆辙。
对此，刘炫、刘焯分别以《大雅·板》、《大雅·荡》进行解释。
《大雅·板》，是周大夫凡伯讽刺周厉王无道之作；《大雅·荡》，是假借周文王之口，感慨殷商纣王无道，以此讽刺周厉王之作，二刘今日提及《板》、《荡》，当然不是暗讽当今的周天子。
《板》、《荡》是《诗经·大雅》的诗篇，后世多以板荡连用代指政局混乱或者社会动荡，梁国太清年间的太清之难（侯景之乱），就称得上“板荡”。
以《板》、《荡》来解释“板荡”，正好合适。
《大雅·荡》中，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什么意思呢？
刘焯对此作出解释：这段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陈述一个事实：世间之事（人）没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终的。
第二层意思，是作者“劝”世人（实际是劝谏周王）善始善终。
刘焯以此为例，对梁武帝不得善终一事进行评价：梁武帝萧衍善始，不得善终，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无关，纯粹就是因为身为一国之君，没能把国家治理好所致。
他这么一说，在场大臣们不由侧目：这算是为梁时佛教说情了？
大家都知道，刘炫、刘焯是宇文温的潜邸旧人，这两位经学名家的辩术高超，是天子在学问方面的马前卒，所以，大家都认为二刘会在今日对佛教“宣战”，结果....
把梁武帝的不得善终，归于“身为国君却不务正业”？
刘焯又说：“陛下，《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梁帝身为南朝社稷主，本该受国之垢，却沉迷拜佛诵经，甚至多次出家，该承担的君王职责不承担，做不到善始善终理所当然，以至于为人所趁，导致江山倾覆，连累百姓受苦。”
宇文温闻言点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朕，当引以为戒。”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两位是一唱一和，但文武百官，无论立场是崇佛还是反佛，都无法心生鄙夷：天子可是摆开堂堂之阵，对梁武帝之得失进行分析。
并不是一味地将责任推到崇佛上，而是从一个国君的“本份”切入。
一国之君，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崇佛也好，崇道也罢，只要以文武治国，不荒废政务，其实都没关系。
但是，若不务正业，成日里想着出家，大规模兴建佛寺、剃度僧尼，以至于影响国力，那就是不务正业，搞出祸事又有什么奇怪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乱世中君王都活活饿死了，寻常百姓的日子又能好到哪里去？
按照二刘以《板》、《荡》为例的解释，梁武帝不得善终、梁国百姓家破人亡，最大的原因，是梁武帝身为君王却“不务正业”。
至于佞佛，确实削弱了梁国国力，但不是直接原因。
二刘的说法倒也简单：佛教不是治国之道，也配挨骂？
为何梁国会有太清之难？
一，因为臣不忠。
都督京师诸军事的萧正德，打开建康城门引狼入室；勤王军主帅柳仲礼，坐拥数十万兵马，却在建康外围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叛军围台城，无动于衷。
又有大量梁国文武投靠侯景，是助纣为虐。
二，因为子孙不孝。
父亲、祖父被困台城，梁国皇子、皇孙们表现各异，有人想要勤王救驾，但更多的人却拥兵不动，想要渔翁得利：借叛军之手害死父亲（祖父）、太子，自己好有机会继承大统。
三，因为兄弟不悌。
国难当头，梁国宗室不思御敌，反倒兄弟阋墙，相互攻伐，视手足如寇仇。
以上三条，但凡梁国宗室、官员做好一条，纵然佞佛导致国力衰退，又能有侯景什么事？
萧正德不开建康城门，侯景叛军急切间攻不破建康，就只能流窜别处，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柳仲礼若不是作壁上观，侯景叛军又如何能够从容围困台城数月，以至于最后得手？
若梁国宗室齐心协力，果断合兵驰援建康，心中有鬼的柳仲礼面对宗室诸王，敢对建康作壁上观？
勤王兵马四面合围，侯景叛军不要说围城，就连自保都难。
臣不忠、子孙不孝、兄弟不悌，太清之难的生，和佞不佞佛有什么直接关系？
实际上，梁武帝的“失”，在《板》、《荡》二文里就能找到“影子”。
二刘的总结，让大帐内气氛为之一变，数月来为“护教”多方奔走的萧瑀，对两位授业恩师的“仗义执言”几乎要喜极而泣。
然而就在这时，那个令他厌恶至极的身影又跳出来了。
太史丞傅奕作为史官，当然有资格在此时参与讲经论史，此刻，针对二刘的总结，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他认为，梁国君臣、宗室在太清之难的表现是臣不忠、子孙不孝、兄弟不悌，就是因为大家沉迷佛教，只顾着修来世，无所谓今世的忠、孝、悌，故而行事肆无忌惮。
萧瑀立刻出列反驳，说佛教未兴之前，自先秦以来，中原就有许多不忠的乱臣贼子，赵惠文王饿杀父亲赵主父（赵武灵王）于沙丘宫，就是子弑父，大不孝。
司马晋的八王之乱，宗室相残，此为不悌，这都是佛教大兴之前就生过的事，可见不忠不孝不悌之辈什么时候都有，怎么能怪到佛教头上？
萧瑀认为，若按照这种逻辑，后汉时张角利用太平道起事、晋时卢循利用天师道起事，莫非就可以认为，道教罪大恶极么？
眼见着便宜小舅子果然自己往圈套里跳，宇文温不由得扬了扬眉毛，心中念叨：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折腾了数月，话题再炒下去就要糊了，所以他今天设了个圈套，让崇佛的官员不由自主往里跳。
跳进去，再想出来的话，呵呵...
宇文温如是想，看向傅奕，却听傅奕高声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傅奕不回避萧瑀对道教当年“污点”的质疑，随后话锋一转，将道家“知错就改”后的成果，大概说了一遍。
道教有炼丹术，是修仙的“必修技能”，而现在，炼丹术早已经演变为“化学之道”、“物理之道”，无数炼丹道士作为实验员，在五庄观及许多新式道观里，日以继夜进行化学、物理实验。
许多道士，在各种实验事故中致伤、致残甚至丧命，但即便如此，其他人依旧前仆后继，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探索未知领域。
不事生产的道士们，用生命和岁月为代价，摸索出了猛炸药，摸索出了“三酸”、“两碱”，摸索出了许多化学制品、机械装置、技术工艺。
明新式电报机的袁天罡，也是道家弟子。
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可以说，道士们用硕果累累的明、现，向皇朝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竭尽所能为受国不祥的天下主分忧。
傅奕总结，说道教数百年前犯过错，如今已改过自新，是为亡羊补牢。
随后他反问萧瑀：那么，佛教能做什么？
僧尼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似农、工那般从事生产，不如商贾能够货殖升利，不缴纳租税，不服劳役，又不能如道教那样研究实用技术报效国家。
眼下，除了不畏艰辛在南中教化百姓的白莲宗，佛门子弟好像无法为天子分忧。
傅奕认为，佛教于国于民没有多少功劳，却要求皇朝优待，当年在梁国，僧尼拿人钱财时笑眯眯，出大事了就赖梁帝误解佛义，一副死不认错的无赖嘴脸，现在又想来占便宜！
“不知回报、反省，只知索取、狡辩，吾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面对傅奕的嘲讽，萧瑀气得两眼黑，胸口堵，好歹意识到自己身处御前，而姊夫又疑似有越来越强的灭佛倾向，所以他压制心中怒火，为了“护教”挺身而出：
“陛下！僧尼亦可为国效命！为君分忧！”